文/姚宏昌

“衢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处浙、闽、赣、皖四省交界，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独特地域，承载着九千多年的文明，可谓历史悠久，人文璀璨，有着丰富多样又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毫无疑问，浙江衢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与发展，一定凭借着衢州良好教育生态的支撑。

一

衢州教育生态与其山水生态相生相守。衢州的传统文化是根植于衢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交织之中，是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结构的整合。人生天地间，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天空。“自然环境”是人们生存与发展必须依附的生存空间;“社会环境”是人们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生存空间”与“社会关系”又构成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正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说过：生存环境与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而促进这些因素成长进步的是人类自身不断追求教育的结果。衢州大地的英伟之气得于山川，山川之气得之天地。是教育给衢州先民带来了生命、生存与生活;带来了希望、智慧与幸福。

二

衢州教育生态与其经济基础相辅相成。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分析，衢州先民的所有活动最终可以归分为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领域。其中，经济发展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的基础，经济基础对文化、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文化、政治对经济发展又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是人类生活的集合，是人类历史的全部，显然涵盖经济与政治的所有活动。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为了争夺与维护国家的统治与被统治权利而展开的斗争，教育从属于文化与政治，任何教育活动的本质从根本上都可以理解为是文化与政治的活动。在任何社会状态下，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是教育发展的环境，政治是教育发展的条件。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良好的教育生态为文化的进步和政治文明提供了积极向上的环境。

三

衢州教育生态与其文化遗存相安相受。从目前的考古发现，衢州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大约在5～6万年以前，衢州先民就在靠近建德的西部山区(龙游)一带繁衍、生息，他们使用简陋的石制工具，进行狩猎、采集等劳动，在原始的生活环境里，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与大自然展开搏斗，揭开了衢州人类生存与生活剧目的序幕;同时，也掀开了衢州教育的原始篇章。从此，教育生态与文化相安相受，孕育着社会文明发展，促进着经济建设的繁荣。

( 6000年前衢州先民穴居 衢江区上方镇葱洞遗址 ，秂宇宁主编，《衢州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 页)

四

衢州教育生态与其学校演进相守相望。根据浙江考古资料分析，衢州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历史不会落后于其他市域。“远在五六万年以前，境内已有先民繁衍生息。”这和《左传》中关于姑蔑(今龙游)县地名见于书，见姑蔑之旗的记载，我们再根据“有人类就有教育”的史论推断：早在远古时期，衢州教育就与中国和浙江教育吟唱着和谐的“同期声”。学校是社会文明的“灯塔”，教师是“灯塔”的守望者。衢州的历代先贤，对办好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天地不能藏闭，英伟之气必发山川。山川亦不能藏闭，英伟炎气必发于人。人亦不能藏闭，英伟之气必发于文章事业。然英伟之气虽得于禀赋之初，而文章事业或因养而成之，学校乃养而成之之地也。衢州士之英伟者，常不乏人。其发为文章事业，多杰出他郡。为公卿，为师表，为台省寺监，为郡县，莫知几何人。其幽居远引遁德未仕者，皆号天下奇男子，往时学舍最宏壮。”故数千年来，衢州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风雨同舟，砥节砺行;教育生态环境好，教育事业就积极向上，反之，教育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五

衢州教育生态与书院兴衰相切相磋。如果将书院看作文化教育的发祥地，衢州是教育发祥地而当之无愧。因为当时设立在龙丘山(今龙游县)“九峰书院”，是浙江最早、也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0年)，为集贤学士徐安贞读书处。九峰书院的沿革还可追溯到南齐时的蒙山精舍。南齐的蒙山精舍和唐开元的九峰书院，实证了衢州的先贤们早就懂得要培养人才，就得办好学校;惟有人才，才能推动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进步。只有具备健康的教育生态条件，才有书院发展的物质保障与精神支撑，才能使他们一以贯之地坚持办学;形成“学在家族”的教育格局，厚德尚能，力学笃行，凝练文化教育世家。

六

衢州教育生态与科举制度相依相随。科举制度渊源于汉朝，起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废除于清末。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起步，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废止，整整延存了1300周年。从正面积极意义看，科举制度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为拥有知识的平民百姓进入统治高层提供了空间与通道，提高了封建国家行政管理效能;同时，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负面消极影响看，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上过分强调文学诗赋，严重脱离社会发展实际所需要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造成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在考试形式上日益走向僵，因循守旧，漏洞百出，特别是明清期间的“八股文”制度，强化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从价值导向上分析，科举制度严重违背了选贤任能的初衷，强调“学而优则士”的贵族观念，将人们的思想禁锢于科举的“范式”中，轻视劳动实践，忽视生产创造，造成社会的空洞衰弱。教育生态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衰，良好的生态促进教育形态的进步，而糟糕的生态会阻害人才的培养。据史料记载，科举制度自实施以来，就像一只巨大的“无形之手”，调控着衢州教育的兴衰废替，驱使着那些有志之士漂泊在科举选士的汹涌波涛之中。

七

衢州教育生态与孔氏南宗相辉相映。“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自南宋始，衢州便有“仲尼家”之誉，南宗裔孙尊视为第二故乡，史家称之为“东南阙里”。孔氏南宗在衢州的落地生根，是衢州教育史上的伟大事件。是她奠定了近千年来衢州社会的文化基础，改良了衢州的民风民俗，引领了衢州教育的发展方向。自孔氏南宗融入到衢州教育文化后，其使命主要表现在对儒学文化普及，秉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追求着一种教化无穷如同四时境界，让衢州教育发展更具内涵质量。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经照耀着祖国大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衢州推出“学祭”形式，旨在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风尚，汲取孔子及儒家思想精华，推动新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八

衢州教育生态与文化进步相须相伴。政治、经济犹如狩猎纵林，往往容易失去方向，而文化教育往往是一剂清新的良药，长期灌输可致不失灵魂，还可能把迷途变成林荫大道，让社会走上文明、健康、幸福。衢州——这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她就是从厚实的国家文化体系中，却汲取到一种无声的力量。衢州是自然界的，也是人类社会的;衢州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衢州是真的，也是善的，更是美的。从衢州官方正史的史料看，文化内容略显繁荣，而教育挖掘相对窄少。以教育角度看文化，教育的本质属于文化，办教育就是办文化。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在茫茫的自然生态旷野里，教育像片树林，文化则像阳光、雨露、大气、风霜。教育生态与文化的创新进步总是相须相伴，相互砥砺，相随渐进。

九

衢州教育生态与培育英才相应相求。自古以来，衢州先贤重视教育、办好教育的基本目标愿景有二个：一是为了提高区域内大众的、普遍的教育水准，涵养社会文化风俗;二是为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做好社会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培养英才。所谓的“英才”至少包含二层含义：一是培养出来的“英才”要德才兼备，保质保量;二是能跻身于国家、世界之林的学者或权威。在政治、管理、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内表现出才华横溢的人。所以，衢州社会历来重视“英才“教育，重视“英才“的培养。在公平基础上开展“英才“教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英才“教育要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要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需要。正如罗素所言，参差多态的教育生态乃是社会幸福的本源。

总之，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衢州为例，文化与教育密切相关。文化的健康进步需要良好教育生态的支撑;良好的教育生态形成同样需要积极健康文化环境涵养。在文化进步与教育生态建设过程中，衢州人民有着无穷的智慧。所以，当您漫步在衢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到处都能享受文化的美感与优越;而以文化视野探寻教育，我们又可领略教育发展的另一番天地。

(本文系作者为(《瀫水长歌》——文化视野下的衢州教育)所作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