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幕作为“Z世代”群体进行网络文本互动的重要方式，在互联网平台及用户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弹幕评论不仅是对视频内容的直接反映，更是用户个体和群体文化认同的体现，其内容涵盖了文化符号、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多方面内容。通过对微视频内容的解读、评论和互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话语的再建构和国家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

一、弹幕文化的发展及社会功能

（一）弹幕的使用现状

弹幕作为一种屏幕文本技术，自日本首次采用后，迅速从一种小众亚文化发展为中国在线视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呈现的网络共时性及个人归属感，极大程度迎合了数字时代下青年受众的观影习惯及心理预期。其在中国的盛行具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及广泛的社会功能。

哔哩哔哩作为国内最知名，发展最迅速的在线弹幕视频分享平台之一，占据了国内弹幕视频市场的70%以上，吸引了众多视频创作者将目光投向B站。其用户“月活量”及弹幕发布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据B站财报显示，2020年-2023年平均月活跃用户数从1.72亿增长至3.41亿。2023年第三季度总营收达到53.04亿元，毛利同比增长66%。在弹幕发送数量上，2020-2023年B站弹幕发送总量从22亿条突破至100亿条，这与每月约有20亿活跃用户的全球流媒体平台YouTube相比，哔哩哔哩的数据显示了巨大的市场地位与商业价值。在用户定位方面，主要集中在1990-2009年出生的“Z世代”学生用户群体，这促使国内众多以B站为代表的媒体平台，作为当下青年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应当勇担社会媒体责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为该群体未来掌握舆论主动权积极赋能。

（二）弹幕话语的数字化表征

弹幕作为一种青少年间新型的屏幕互动方式，在语言表述，传播方式，价值功用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已成为智媒时代不可忽视的文化“奇观”。

一为语言表述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传播学中的重要概念，编码与解码。即编码者通过符号将个人意图传达给解码者，解码者将接收到的符号继而内化为个人思想。但由于两者理解间的偏差，效果往往出现扭曲甚至大相径庭。在荧屏中，弹幕的编码形式纷繁多样，包括纯文本弹幕、彩虹弹幕、预警弹幕、遮涂弹幕等，编码者通过观影的实时感受及已有知识储备发表观点。解码者因各处于不同的认知角度及范畴，对实时弹幕做出即时反馈，包括“点赞”“吐槽”“拍砖”“阵队刷屏”等方式，因而基于编码与解码的弹幕语言具有即时性、匿名性、网络共时性等鲜明特点，进而形成独特的屏幕“狂欢”现象。

二为互动传播的同构性。20世纪60年代，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下的符号互动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指出群体价值与社会文化间的同一性。从现实层面来看，弹幕是某种现有结构的复现，换言之，弹幕则成为即时评论的翻版与再现。这种交流将以往的“单向输出”转换为“多向交互”，网络用户能够在基于个人认知的层面上畅所欲言，或进行专业阐释，或对画面内容进行深入思考，更甚者则为对画面本意的“对抗式”解读，提升了弹幕的可看性，拓宽了弹幕的传播向度，使得青少年用户能够在海量的弹幕信息中，寻找与自己相近或相同价值观的网络群体，再次强调了弹幕在实践中的传播同构性。

三为表意实践的对抗性。不同于以往呈现“单向线性”传播的传统媒介，智媒时代下的弹幕文化呈现多元多向性特点。青少年用户们通过对已有文本符号的编辑、修改，从而拼贴出具有个人专属特点的文字表述内容。在这些文字背后，不难发现个别文本所暗藏的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及对主流文化的温和对抗。其弹幕内容往往具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或“谩骂”，或“戏虐”，或“嘲讽”。青年用户正试图通过弹幕这种新型屏幕互动，寻求自我价值与自我情感的广泛认同，但此方式只是在某种层次上的心理预设，甚至是心理想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伯明翰学派认为，这种对抗反叛下的青年亚文化，最终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消解收编。同时弹幕文化背后的高用户黏性往往具有明显的商业驱动力。2014年，国产3D动画电影《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首次尝试加入“弹幕”这一网络文化，随后各大网络平台及晚会纷纷利用弹幕为其营造商业氛围、积攒人气、打赏主播，商业行为的嵌入逐渐消解了弹幕文化的对抗性，弹幕文化在荧幕互动的过程中也逐渐被主流文化所收编。2020年，红色主旋律影视剧《觉醒年代》成为网络“爆款产品”，90%以上的目标用户为青年群体，其令人热血沸腾的弹幕内容充满红色正能量，无数青少年在弹幕中唤醒时代记忆，感受情感共鸣。弹幕文化的对抗性被主流意识形态正向收编。

（三）弹幕的话语生成逻辑

由于弹幕是由网络用户自行制作，因此它被归类为用户生成的内容，是一种自愿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并可在在线平台上公开呈现。根据使用和满足理论的相关界定，用户生成媒体内容获得的满足包括三方面：一是内容信息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感；二是参与文化下的网络互动感；三是生成新内容后的自我实现感。以上三方面在生产逻辑及用户动机上均存在因果逻辑，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弹幕满足观众对信息获取和娱乐享受的根本需求。具体来讲，弹幕满足了对信息的功利主义需求和对娱乐唤醒及逃离现实的享乐主义需求。弹幕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搜索，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网络用户为此创造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网络用语列表，简洁而极具辨识度，同时兼具网络互动性，甚至大部分文本信息为用户主动提供，以此进一步展示评论发送者的文化认知及价值观导向，从而获得深度得自我认同感。因而，弹幕文化是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式参与文化，弹幕的全面展示为网络用户提供了广阔的网络社会舞台。

第二，弹幕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有效沟通。弹幕通过建立社交媒体的协同观看功能，来满足用户的社会需求，从而形成个人归属感，这种“伪同步性”满足了网络用户对陪伴和获得即时共鸣的内心需求。基于以上特性，弹幕对网络用户形成两种作用，传达告知及同化说服。传达告知主要指信息在不同网络用户间的流动传递及分享，从而跨大其传播范围，增加内容在网络中的曝光率。同化说服则指网络用户所发出的内容评论，有可能对其他用户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其态度及价值观的转向，并对后续行为产生持续影响。通常来看，弹幕数量越多，网络互动性越强，信息交互性越显著，其视频点击量越高。

第三，弹幕促进了自我表达，构建了一种存在感。其最典型的范式为剧透。从受众接受和消费角度来看，剧透可以减少悬念，降低受众的观影沉浸度。是一种基于知识交流的人际互动实践，是网络社交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也有极大可能引发社会和网络文化纠纷。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网络空间亚文化，弹幕评论往往包含网络流行语，例如跻身网络十大流行语之一的前方“高能预警”，将预先警告网络观众即将到来的“惊讶、恐惧或震惊”内容，从而建立网络共时性，进一步强化网络共情，形成对视频内容的深度理解。反之，若无弹幕评论的预告或解说，网络用户在观影过程中所遇到的内容疑惑将无从解答，从而导致“弃剧”。其次，弹幕评论充分体现了亚文化群体在视频资源中的“解码”功能。斯图亚特.霍尔将其分为三种类别，主动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及对抗式解码。在文化类短视频的弹幕评论中，大部分用户呈现意见趋同，一部分用户对视频内容及其观点持有怀疑态度，极少部分用户在弹幕评论中带有极强的个人情绪色彩，其负面表达往往来源于真实世界中的困难与挫折，用户通过网络世界将情绪集中宣泄，这与伯明翰学派所提出的“问题矛盾”与亚文化下的意识对抗相呼应。但此种抵抗既来源于内容本体，也不排除用户为博眼球流量而故意为之的个体行为。总之，弹幕是自我表达的具体呈现方式，网络用户通过发布弹幕评论进一步完成网络空间的自我实现。

二、弹幕评论中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理论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及同事最先提出，在当下的智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趋向于通过弹幕评论来输出对国家及民族的文化认同。其内容重点强调了文化属性及社会身份的构建过程，是对历史共时性及文化共同性、文化地缘性的追溯与唤醒。具体表现行为包括认知与行为、情感与行为间的有效互动等。但由于智媒时代信息技术的极速发展，一些西方媒体对国内青少年进行刻意地文化渗透及入侵，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少年对国族符号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度，主要表现为自我身份认知模糊，国家文化意识淡薄，国族符号内化障碍等。因此，坚定文化自信之路，有效构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度已十分迫切。

(一）文化认同及纬度

美国心理学家埃瑞克森认为，这种来自身份同一性的认同感，应当与个人成长环境与自我身心成长相联系，并具有周期性。20世纪50年代，霍尔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文化认同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文化认同归根结底源于个体与历史的追忆与重合，二是呈现新旧身份的撕裂重建过程。与此同时，霍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弱势群体及种族的身份认同及人权平等，并基于“认知--情感”心理反应机制，将此划分为文化、情感、理念、行为四个基本维度，从而全面观测文化认同对受众群体的影响程度。

此外，关于文化认同的另一核心特征——共同文化，也成为文化认同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集中反映了对某个历史阶段所呈现的独特文化属性的认同，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所影响，即历史延续、民族意志、国家力量、地缘特征，这与公众普遍认为的区域文化认同观点不谋而合，将民族、地理、历史等核心要素囊括其中，彰显文化认同及维度的全面性、丰富性。

其次，情感作为文化认同理论层次的驱动剂，以“复杂--递进”方式逐渐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固有认知不断拓展的基础上，产生理性认知，最终呈现一种积极正向的情感趋势，这往往来源于大众的审美共通感，主要涉及到国家归属感、民族自豪感、个人责任感等重要因素，从而形成“情感--审美感”的认同模式。由此产生理念认同，这是文化认同中的核心要素。即认同主体与认同客体在相互契合的基础上，对彼此属性的深度认同过程。在此过程中，当主体认为现有文化属性符合自身需要时，便将其吸纳其中，当出现异质因素时，便进行主动排异，因此，理念认同的自主性成为文化认同中的坚实保障。随后产生的行为实践认同则是对理念认同的深度实践，是文化认同的终极目标，在不同的环境中所产生的行为皆有所不同。本文根据弹幕文本的屏幕呈现，以公众的具体实践作为参考，探讨青少年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度。

（二）文化认同话语内容分析

弹幕文本内容的生成与公众的基础认知息息相关，而基础认知则基于文本发送的主体身份识别，因而，文化认同是青少年群体对身份理性识别的最终指向，从而形成强大的精神内驱力，最终有效构建个体的身份认同，形成“个体--集体--自我”的构建模式。

综上，身份认同作为文化认同研究的第一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众只有厘清思路，正确理解“我是谁”的基础认知，才能对文化认同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为深度剖析文化认同的同一性，现以B站播放量高达928.9万次，累计评论达23. 5万条的爆款文化类短视频《探寻三星堆制作工艺之谜》为例，对其弹幕内容进行关键字提取分析归类，详见表1：

根据以上表格信息可以看出，公众在弹幕评论中所展现的身份类别主要为民族及地缘两类，相关评论则高达153000余条。这说明，公众已具有集体文化属性，个体身份与文化身份呈现同一性。“三星堆”“古蜀”等关键词成为地缘身份认同的高频词汇，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词主要为“中华文化”“华夏”，这说明公众已对既有历史、民族意志、国家力量形成了广泛认可，并基于此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双向回归。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群体在明确自我身份后随之进行的意识转变，将之前的“自我个体”转化为“中国人”“中华民族”这一国别集体，凝聚为不同维度的文化认同。详见表2：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弹幕发展现状、弹幕文本分析及实时评论反馈，对弹幕文化下的话语建构及青少年文化认同进行系统分析，并试图从理念同一、情感同化、文化认知、行为实践四个维度厘清其逻辑关系，理念同一引发情感同化，情感同化唤醒文化认知，文化认知激发行为实践。其中，影响大众文化认知的主要因素多为学校教育及网络资源选取，其负面因素主要在于个体对历史时间段的错误认知或历史偏见。因而文化认同是社会大众在成长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的正向发展，是传递主流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思想基础。从理论角度讲，从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网络受众的身份属性出发，从而确认其集体身份，进而深度剖析文化认同的四维体系建构，以期为其他视阈、其他受众群体的文化认同研究提供参考价值。从实践角度讲，本研究为相关网络平台的优化及功能升级提供一定依据。主流媒体平台应着重推送更为优质、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质量视频内容，持续激发社会大众的情感共鸣，增强青少年群体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厚植文化根基，为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持续发力。

项目基金：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融媒体时代影视创作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路径分析及传播策略”四川省教育厅（202313669037）项目成果

特邀作者：

武琦，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理论研究与创作传播、影视艺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变革。

周绍学，四川传媒学院中华传统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与影视艺术。

责编：勾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