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新中国诞生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

编者按

人类社会自从进入农耕文明便有了土地问题，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后，阶级矛盾的焦点一直就是土地问题。千百年来，中国的贫苦农民一直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个千年梦想终于在1947年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实现了。本期推出由我刊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策划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系列报道之二，为您详细讲述这次改变亿万农民命运和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

毛泽东为土改题词

1946年，国共内战刚开始不久，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当她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有多大胜算时，毛泽东说：“那就看我们的土地改革能不能成功，如果土地改革成功了，蒋介石必败无疑！”毛泽东还说过：“没有土地改革的彻底实行，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推动土地改革彻底实行的会议和文件都是在西柏坡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历史演进

近代以来，首先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是革命先驱孙中山，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1905年在创立同盟会时，孙中山就把“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纲领的主要内容，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由于各种原因，孙中山生前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开始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成为革命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解决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党就有了自己的土地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即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耕种。1928年12月，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颁布；1929年和1931年，《兴国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颁布。这些都以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团结抗战成为最迫切的任务。为了团结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党的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抗战胜利后，虽然国共之间进行了和谈并签订了和平协定，但两军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没有改变，局部冲突不断爆发。我党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而经过长期战争后，如何再继续动员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战争成为我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显然，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于是我党决定改变土地政策。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规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通过清算、没收、收购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五四指示》发布以后，得到了解放区人民的拥护，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热情，使革命战争局势迅速扭转。但在执行《五四指示》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从效果上来看，地主保留土地较多，富农的土地没有涉及。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得不彻底，对封建势力的打击不力，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许多农民得到的土地少或者没有得到土地，距离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从范围上看，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尚未进行土地改革。这种情况的出现跟《五四指示》中没有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关。

为了及时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最大程度调动农民积极性，推动解放战争早日胜利，1947年1月，中央决定在《五四指示》发出一周年之际，即1947年5月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2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迫在眉睫”“再拖延下去就将犯很大错误”。

土改工作队在武安十里店向农民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

被迫延期易址的全国土地会议

就在中央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过程中，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开始进攻延安。再于5月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中央又通知各解放区：“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让各地的代表原地待命等新通知。

3月29日，撤离延安后的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将中央分为前委和工委。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率领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或其他合适地点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地点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在向东转移的过程中，中央工委一边走一边开展土地改革工作调研，为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做准备。

1947年4月26日，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阜平城南庄。5月31日，在行唐上碑镇发出于7月7日在平山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区除区党委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

之后，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7月上旬，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东北、冀热辽、山东、冀南、冀鲁豫等地代表们陆续到达（晋绥、陕甘宁代表7月17日才能到达，因此会议推迟）。

7月1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筹备会，讨论会议方法和议程。决定大会于17日正式开幕，会期大概三四十天，先由各地代表介绍各地土改情况，然后大会讨论，最后做出决定。大会的领导机构是由中央工委委员和各地代表团负责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委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秘书处为其工作机构，秘书长安子文，下设编辑委员会，由陈伯达、廖鲁言负责。会议研究和讨论的议题主要有各阶层农民真实要求、制定更完美的土地指示、土地改革中的“左”倾和右倾等9项。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正式开幕。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废除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亿万中国农民命运和改写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大会，竟然是在西柏坡村外一个叫恶石沟的小河边的打谷场上召开的。会场简陋异常，没有扩音设备、没有会标桌签，甚至连开会代表们坐的凳子也没有，几条长桌做主席台和记录席外，主席台上面拉了一块遮阳白布。

参加会议的107名代表有的带着房东的板凳，有的直接搬块石头就坐。由于正值盛夏，赤日炎炎，许多代表还摇着蒲扇，因闹胃病瘦骨嶙峋的刘少奇也是高挽着袖管。

天气炎热，心里更热，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燃起一把希望之火。

从7月17日至8月下旬是会议的第一个阶段，主要由各代表团汇报情况，讨论办法。在开幕式上，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先后做了讲话。之后，晋冀鲁豫、华中、东北、山东、晋绥、晋察冀等各解放区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地区的土改情况、经验和问题。

从8月底到9月13日为第二阶段，着重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制定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土地会议召开期间的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土地政策要在《五四指示》上更进一步，应采取平分的方针。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土改要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提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政策。9月4日，全国土地会议开始集中讨论彻底平分土地的问题，并将讨论情况报告中央，认为彻底平分土地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农民拥护，要尽快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6日，中央批复同意。

之后，刘少奇同大会秘书处开始夜以继日地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多次提交大会讨论修改，毛泽东也对《大纲》进行了修改。13日，大会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公开发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共16条，主要包括“彻底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乡村中一切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村中的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等内容。

《大纲》颁布以后，由于方法简单，便于执行，再加上动员有力，群众热情高涨，各解放区迅速掀起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到处都是焚烧地契、丈量土地、深埋地桩的热闹场景，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火热景象。在广大农民的欢声笑语中，旧中国几千年盘根错节的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存在千年的地主阶级灰飞烟灭。

到1949年上半年，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约有一亿农民分得了3.75亿亩土地，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

万全县农民在丈量分配土地

《中国土地法大纲》及进行彻底土改的历史意义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纲领，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公开举起的一面战斗旗帜，是中国土地改革史上一座里程碑。它的颁布和后来彻底的土地改革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使解放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建设都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首先是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竭的人力物力，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时，解放战争刚刚转入战略进攻不久。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亿万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被激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为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不断掀起参军参战热潮，3年中，东北和山东解放区先后有220万人参军，华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有近百万人参军，他们喊着“穷人翻身坐天下，自己参军来保驾”的口号积极报名奋勇作战，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解放区农民支前更是热火朝天，大家踊跃参加战地勤务，抬担架、救伤员、送弹药、运粮食……3年间，山东解放区出动支前民工580万人，东北解放区出动支前民工313万人，华北解放区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出工45个。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超过550万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保证送到什么”成为大家共同的心愿和口号。支前民工成为解放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次，土地改革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土改不止是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还是在变动土地关系的过程中进行各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这其中除了经济资源，还包括政治资源、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乡村社会改造。土改中，把整党、巩固基层政权和土改结合起来进行，实现了党的基层组织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机融合，使党牢牢根植于中国社会最底层，有了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实现了政权的稳固。

第三，增强了亿万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更加感恩共产党和毛主席，为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条件。“春雷一声平地起，斗倒地主分田地。农民翻身心欢喜，感谢恩人毛主席。”这首写在分田地桩上的小诗，成为当时亿万农民最真实的内心写照。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能吃上一口饱饭，不再受地主欺压剥削，这个最朴素的愿望是中国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几千年的梦想，而共产党不但使他们梦想成真，在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在政治上第一次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思想文化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因此更加地信任、拥戴、支持、跟随和捍卫共产党，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进行的三大改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剿灭匪患等各项运动都能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为新中国各项建设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