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调》 刘庆邦 著

主持人 张俊红 整理

2024年4月2日下午，一场深刻与真诚并存的新书分享会在周口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举行。刘庆邦老师携新作《花灯调》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现将现场录音整理如下（有删节）。

主持人：在这美好的人间四月天，刘庆邦老师回到周口、回到家乡，给广大读者一个近距离与他见面的机会。

刘老师的新作《花灯调》讲述了一个奇女子带领一个乡村脱贫致富的故事。小说中说贵州偏远山区有一个农村叫高远村，那里地理条件恶劣。女主人公向家明放弃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和富足安定的生活，选择来到这个小村庄，走向田间地头，攀在悬崖峭壁，住在简陋的屋舍，从“走新路”到“闯新路”再到“致富路”，她用她的真心、良心和责任心，让人民放心、舒心、安心。她与广大村民一起努力，共同书写了高远村这个“丑小鸭”乡村的华丽变形记。

在看这篇小说之前，听说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小说的种子》，在网络上看到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小说要会拐弯”这个有趣的话题，其中一定蕴含着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请您结合新作《花灯调》的创作过程，给我们讲一讲一篇小说从种子到写成作品的过程。

刘庆邦：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读者朋友。家乡的书店对这本书的重视，也是对我作为书的作者的支持，非常感谢。

我认为小说的文本价值是通过阅读实现的。如果你的小说写出来了，没人看、没人阅读，那么它的价值就不能实现。也就是说小说的文本价值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不管多么好的小说，必须有读者的阅读。提到《小说的种子》，这个小孩都懂得，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颗种子，这是一个比喻，有的说是眼睛，有的说是支撑点，有的说是闪光点、爆发点等等。它其实是作家的思想、理念、概念，所以我们写小说之前，要有对生活的认识，发现美，发现隐藏的思想和主题。这个思想和主题在我们心灵的土壤里经过孕育，经过心灵阳光的照耀、心灵雨露的滋润，一点一点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长成一棵小树。比如说《花灯调》这棵小树，它的种子就是基于我对国家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全面脱贫奔小康重大决策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必须而且一定要站在世界的高度，站在人类的高度，站在全局的高度，认识这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工程，以及它的伟大意义。

一座丰碑，就是要载入史册的。我之所以把它说成丰碑，而不是里程碑，也不用纪念碑，是因为里程碑有阶段性，我觉得用丰碑来概括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功绩、来概括中国农村的历史性的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更合适。这个丰碑，不是石碑，它是口碑。所谓口碑，是建立在人民心中的、有口皆言的，不是石头堆砌的，是口口相传的。

我喜欢用“三个千年”来评价这本书。首先是“千年一梦”。这个梦想就是中国人历代想脱离贫困，想过上富裕生活。我说这个梦想有千年，它不只是三千年、 五千年。有史以来，中国农民一直处在最底层，很受伤。国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比如中央政权需要财政支持，那怎么办？只有收税，收农业税；国家要对外防御、造兵器、养军队，钱从哪里来的？没有工业、没有采矿业、没有金子、没有银子，只能靠农民种点粮食。中国的历代农民太苦了，这个古时多有记载。《悯农》中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的田都种了，但是仍然有人饿死，状况非常惨。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吃不饱饭、受贫穷。所以，吃饱饭、摆脱贫困一直是农民的千年梦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开始是责任田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提留，需要上交一些公粮。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粮食越来越多，2006年取消农业税，接着农民种田还可以领到补贴，这“千年一梦”终于实现了。第二个是“千年德政”。千年德政，我认为是脱贫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脱贫攻坚，是几千年来一个伟大的德政。这个很好理解。最后一个是“一步千年”。就是通过脱贫攻坚这一步，实现了跨越千年的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谓的思考。有了这些想法以后，我就一直想写这本书，不写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也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使命和良知。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一个作品。重要的是写出来了也就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主持人：您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是因为您能够站在读者的角度进行创作。您在创作《花灯调》的时候，曾经深入贵州偏僻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去采访。对您来说，深入到生活当中去，是进行创作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刘庆邦：是的，我们必须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向生活学习。学习，就要到乡村去，到老百姓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然后踏踏实实跟他们交朋友。他们才会把自己内心的经历和故事说给你听。

写一部小说，要有两种准备。一种准备是自觉的准备，也叫主动的准备，那么另外一种准备呢，是不自觉的准备，也叫被动的准备。这两种准备都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不自觉的准备？就是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不是说我要去写这个东西的临时准备。临时准备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被动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更重要。比如我写这个作品，我的被动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人生经历。我作为一个50后的作家，人生经历特别丰富，好多大事我都经历过，五十多年的写作经验，特别是每一个困难的经历，以及贫穷的经历，都让我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主动的、临时的准备，也非常有必要。如果你没有临时的、自觉的准备，就是刚才说的你不了解生活，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成年在城里住着，你不在乡村生活，你不了解农民的变化，你不了解驻村第一书记的整个奋斗过程，怎么行呢？把两种本领加起来，才能完成我们要写的作品。有了被动的长期的准备，才可以使作品更厚重。之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准备写这个小说的？我说，从刚懂事就准备了。这个准备，不是技巧准备，是什么准备呢？是生活的准备，是饥饿的准备，还有生命的准备。这一系列的被动准备，使这个作品更加厚重。所以说，我认为深入生活是必要的，这两种准备都是必要的。

主持人：在创作《花灯调》的时候，您深入贵州的一个小山村，在这个村庄里肯定有一些让您印象非常深刻或者是让您感动的事情，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刘庆邦：好的。我在那里生活时，每天跟着的这个驻村第一书记，是个女书记。她嗓子非常好，唱歌唱得好，会唱好多歌，曾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市里的女检察员。天天跟她走，我就了解了很多生动的细节，都是让人非常难忘的。比如说知道了这个村的贫穷程度，叫深度贫困，无路、无水、无电、无通讯，好多老人、孩子在2015年之前都没见过汽车，这些是你想象不到的。出去打工的小伙子找着对象，有的生了孩子说回家看看吧，回去一看知道是这种贫困程度，女方忍受不了，把孩子丢下就走了。

我写的有一个小女孩叫王安新。她爸跟她妈谈了恋爱，回来后生下她。不等她满月，她妈就走了。家里有祖母，还有曾祖母，祖母70多岁，她快9岁。她妈走了，她成了一个留守儿童。她爸认为她妈走，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想改变贫穷的状况，想了一个邪招，去偷窃，到附近仓库偷了几箱酒。这个地方离茅台镇不太远，偷的是茅台酒。茅台酒的价格很高啊，她爸一下被判了15年。本来这小女孩就很可怜了，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这一个是穷的典型，还有一个是富的典型。2016年，全村5000多人，年人均收入867元，平均下来一个月才几十元。几年以后，年人均收入达到12000元，是2016年的十倍还多。另外，村里还修了路，通了网络等，不但修了通村路，还修了通到各个小组、各家各户的路。

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典型人物。我在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一心要找一个驻村第一书记，这个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我见到这个驻村第一书记时特别高兴，“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我把她称为新时代新人。什么是新时代新人呢？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念、不变的初心，还有新的思想、新的担当、新的作为、新的奉献等，这些构成了他们光彩照人的气质。

除了这一个主要人物，还有一系列的人物，像镇长、转业军人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人，比如酒鬼，一喝了酒就给书记打电话，没吃的了，跟书记要好吃的，书记帮他找了工作，生活慢慢变好了。还有吸毒的，也是书记让他创业、帮他创业，后来不吸毒了，而且还找着老婆了。这些细节，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事实的真相。

主持人：您为什么给这本书取名为《花灯调》呢？

刘庆邦：我开始起的题目是《泪为谁流》。这个书名是我在深入生活采访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我觉得这个书记在整个过程中付出的眼泪太多了，书中提了六次。有的是为了争取一个项目，求人啊，有时说着说着她自己激动了，委屈地哭起来了。还有就是有些村民不听话、调皮捣蛋，比如说让他修路，他不修，好多人都修了，他还是不修，因为要占他家的地，搁那硬扛着。村里人做不通工作，只好请书记出面。书记也很生气，就大声吼他，就说我跑这么远是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们以后过好日子吗？还不是为了你们有路走吗？说着说着就哭了。村民一感动，就答应修路了。还有请人家吃饭，给人家敬酒，自己不能喝酒，喝了过敏，但为了成功签合同，不得不喝。喝了不舒服呀，就难受得流泪了。

后来，听他们唱《花灯调》，觉得《花灯调》这个名字比较喜庆，也比较好听。这是一个民间小调，人们看到生活的变化，就自己编成民间小调，从一月唱到十二月。我觉得这个挺好，所谓小调，是一种低调，也符合我写小说的一个观念，调子也符合我自己做人的这种调子，很保守低调。所以我改成《花灯调》以后，自己很高兴、很满意，也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赞赏。正好书出来以后赶上过新年，作家出版社就拿这个题目做文章，“飘逸花灯迎新春，就是唱响《花灯调》”。

主持人：著名评论家汪政先生说：“《花灯调》不仅是刘庆邦先生刻骨铭心的审美之旅，也是中国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收获。新的结构，新的人物，尤其是作家对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深刻领会与真诚响应，为新乡土文学提供了极富生长力的新质。”再次感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