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 / 周所同：直到燃尽自己

致敬

周所同

编前语

这个想起他的名字，就让写下这篇文字的周所同先生“眼睛开始湿润，老迈的心被痛楚击中、笼罩”的人，叫王燕生，从1977年2月到1995年4月一直在《诗刊》社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更是一个如今难得一见的非常好的诗歌编辑。把好人和好诗人暂且放下，这篇文章要诉说和赞美的，是燕生前辈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诗歌编辑如何在中国诗坛传为佳话。非常好的诗歌编辑怎么个好呢？好在他乐于结交天下诗人，好在只要你写诗，奔诗歌而来，他就会“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全身心地欢迎你，接纳你，推举你。那还是相对清贫的年代，不论你在诗界如雷贯耳还是寂寂无名，只要一个电话打给他，他都会把你当成亲人，急你所急，想你所想。为来北京的诗人接站送站、安排食宿、排队买票这一类事，他总是亲力亲为，几十年如一日，许多人都保留深刻的记忆。举办诗歌活动，连女诗人的高跟鞋鞋跟断了，他都要亲自去找鞋匠修理。有一年昌耀从青海来京（那时昌耀还默默无闻），天刚蒙蒙亮，一下火车就直奔《诗刊》社，对着低头扫地的人大喊“我找王燕生！”他甚至联系北京的单位，异想天开地帮助诗人调动工作，我就接到过他的托付，可惜没有这个能力。要知道，这个王燕生，就是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拉进诗坛，推向诗歌巅峰的王燕生；他最大的口碑，是主持至今仍让无数青年诗人心向往之的“青春诗会”，连续数届担当诗会的“班主任”，舒婷、北岛、顾城、杨炼、骆耕野、张学梦、杨牧、王小妮、梁小斌等等，都做过他的学生。在中国当诗歌编辑当到王燕生这份儿，应该触到诗歌编辑的天花板了，因而他广受诗人的崇敬和怀念。写这篇文字的周所同先生，年轻时就曾受过他的诸多恩惠，后来调到他身边，从年轻编辑做到老编辑，再从老编辑工作到退休。说起燕生前辈在十二年前不幸离世，所同先生在文字中呜咽：“他带走了我的半条命，风一样走远了……”

刘立云

周所同

周所同，1950年出生，山西原平人。著有诗集《北方的河流》《拾穗人》等。历任《五台山》杂志编辑部主任、副主编，《诗刊》社编辑、编审。

直到燃尽自己（节选）

◎周所同

接到《当代•诗歌》执行主编来电，寒暄过后，约我为这本新出版的诗歌刊物“致敬”栏目，写一篇万字长文。他特别强调设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为追思、怀念那些已经故去的诗人或编辑家，为诗歌事业所做的贡献，多少有点列传的意思。不可否认，我当时被这一栏目的创意和设想，温暖、感动到了。当今社会，向新多于怀旧，物质坚硬，银子闪光，人心即便不都生锈，但人们活得更趋于现实，也是不争的事实。倘若还有心有意专门向我们的前辈，以文铭记并致以崇高敬意，殊为难得，我得赶紧向编者表达敬意。当主编说出让我写王燕生时，尽管我已隐隐猜到了，还是不禁一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弥漫开来，我的眼睛开始湿润，老迈的心被痛楚击中、笼罩，那种伤感至今无以释怀。但刹那间，那个远走12年之久，亦师亦友与我甚至是亲人的王燕生，仿佛在那一刻又回来了：他还是背着那个装满稿件的书包，骑着那辆半旧的28式自行车，鬓发花白，但衣裳总是那么干净、得体，虽然渐显老态，可依然那么英武帅气的样子，即便是背影，我也能一眼认得出来。

久违了，山高水长的恩师；久违了，去去千里的朋友。此刻真想再喊你一声“教头”，我们再下一盘棋吧！

1977年2月，燕生老师由湖南长沙省商业厅借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做编辑工作，1978年7月，经国务院政工组批准，正式调入《诗刊》社任作品组副组长。那是一个时代转型期，百废待兴，万物复苏，举国上下都在寻求复活、再生、振兴的机遇，沉寂10年之久的《诗刊》也在筹备复刊。在此之前，王燕生有过从戎的经历，在铁道兵系统做文化干事，是部队十分活跃的青年诗人。退伍转业之后，他被分配在湖南商业厅系统工作。在那个文化相对贫乏、文化受到摧残的年代，他依然坚持写作，在全国为数不多的文化园地，时常可看到他清新脱俗的作品。所以，《诗刊》社在全国那么多诗人里选中他，参与到筹备复刊工作之中，真是慧眼识人。在后来我与燕生老师的闲谈中，才知他就出生在北京，是地道的北京人。他十分幽默地对我说：“在外面转了一圈，带回老婆和孩子，返京只是重新回家。”燕生老师也不止一次跟我提起邵燕祥老师，说他调京与燕祥老师有关，在其领导下工作十分愉快，敬重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后话，不赘。

我与燕生老师开始联系交往，是1979年。在他生前所写的《闲话周所同》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周所同是1979年4月29日凭八分邮票敲《诗刊》的门遇上我的，从此书信往来，初识于北京，重逢于杭州。”那时，我在山西一家地区级刊物当编辑，正疯狂地迷恋着诗歌。《诗刊》是我每期必读的刊物，就记住了北京市虎坊路甲15号这个神圣的地址，于是就试着投稿。有一天，突然接到《诗刊》社来信，小心打开一看，除了退回的稿件，尚有一页便笺短信，字迹娟秀、柔中带刚，大意是留用了我两首诗，拟在“起飞”栏目择机发表。信的最后两句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侍候好你的小鸟，争取早日高飞。”署名正是王燕生！那一刻我有多么兴奋，简直无以言表！几乎一下午都在盯着便笺看，隐隐觉得自己长高了一些，甚至有点了不起。似乎年轻的野心一直等待着被肯定，而且居然是被诗歌最高殿堂的老师肯定！我虽然没有见过王燕生，稿件也是直接寄到《诗刊》编辑部的，他居然能从那么多来稿中，把一个无名小卒捞出来，并给予莫大的鼓励和期待。从此，我便记住了他的名字，在脑海里想象着他的样子。心里暗忖，我也是个难缠的人，等着吧，今后有稿件就直接寄你了。反正是你先认了我，我就只认你了。这难道就是缘分？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人和人之间少有隔膜，易于亲近？说不清楚的事情多半牵连着人性秘密，“习相近”的意思大致如此。

我在山西工作期间，与燕生老师稿件及书信往来究竟有多少次，我已记不得了，反正十分频繁。他是否头疼我这个学生不得而知。我每次给他去信，不出20天，总能收到他热情的及时回复。一个《诗刊》编辑与一个基层普通作者的关系，就这么无声无息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相信全国各地每天尚有数以千计的稿件涌向他的案头，对浩繁卷帙的批阅和回复，要耗去他多少精力？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学现象，燕生老师像一枚钉子铆在那里，数十年如一日，一直纹丝不动，一直在闪光！

我清楚记得，有一次我正式向他约稿，请他支持我们这本地方小刊。他来信说，编务太忙，很少写东西，婉拒了我的要求。但从他的字里行间，未直接说出的意思是，他作为《诗刊》编辑，不便或不宜到处发稿，免得引起非议。现在想起来，那一代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首先看重的是职业操守。与人相待，从无居高临下之感，清正守则的荣誉感高于一切，真值得敬重和佩服。出乎我意料的是，燕生老师专门用一页纸，为我列出近20位全国著名诗人名单，其中有舒婷、北岛、顾城、杨炼、骆耕野、张学梦、杨牧、王小妮、梁小斌、吕贵品等人，嘱我可以向他们约稿，并自谦道“他们比我写得好，代表全国一流水平”。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每个诗人的名字后面，附上详细的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我还约略记得对某几位诗人的生活习性特意加上批注，建议我在什么时间打电话为好，以免打扰他们的工作和休息。这就是王燕生，对每个诗人了如指掌又关爱有加，他的心里、眼里，想到、看到的都是作者，唯独忘了自己。根据他提供的名单，我们发出了邀请函，陆续收到不少诗人的稿件支持，以每期30个页码的篇幅，连续三期重点推出，在诗歌界一时引起小小的轰动。燕生老师看过这三期刊物后，给我来了一封长信，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说地方刊物有全国视野，利于带动本地作者提高水平，但要适可而止，谨防本末倒置，重点还是要在发现、培养本地作者身上。一语中的，他的提醒十分及时。几乎同时，我也听到本地一些作者反映，说外地稿件发得太多了云云。这件事从侧面说明，燕生老师作为一个优秀编辑，他的综合素质多么高，考虑问题多么周全、细致、体贴入微，这是真正把作者奉为上帝，才有的格局和情怀。

有一次，我看到一则消息说山东某地举办了一次全国首届诗歌大奖赛，立马给燕生老师去信，言明我们也想跟进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征求他的意见。信寄出不到一个礼拜，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他爽朗的声音：“这是好事！虽然你们比山东晚了一步，但前浪要靠后浪推，文艺界的春天真的来临了。”电话那头传来几声轻咳，估计是抽烟呛的，燕生老师难掩兴奋之情，挂电话前又补充了一句：“如果需要帮忙，请随时吱声。”这是我第一次与他通话，标准的北京口音，热情、诚恳、爽快，充满对未来的喜悦，令人笃定地信服。之后，我们紧锣密鼓地策划、组织了这次全国诗歌大奖赛。其间，为了保证大赛成功，经他建议，还特别向全国各地文联发去了约稿函，请求他们协助广为传播；征得燕生老师同意，聘请了以他为首的五位诗人、评论家作为评委。最终，大赛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也就是在那次大奖赛中，意外地收到了著名诗人林莽的稿件，当时，他已名气很大，从燕生老师那里得知，他是白洋淀诗群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芒克等一起在那里插队并开始写诗。由此可见，这次诗歌大赛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无疑，此中也倾注了燕生老师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本次大赛之后，我们趁热打铁，又策划组织了一次五台山诗会。我又一次给燕生老师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委托他代我们邀请两位讲课老师。他来信说，顾城很会讲课，估计可以请到；舒婷也可以，但她的事情多，只能试试看。又过了几天，他电话告知我，顾城已经答应出席你们的诗会，如经费允许，把顾城的妻子谢烨也邀请上，他们夫妇二人形影不离，谢烨也是诗人，他们一起去五台山也是一桩好事。当会议日程确定之后，我告诉燕生老师，按他嘱咐，已向顾城、谢烨发出邀请函，同时希望他也能来一齐参会授课。幸好这次他未拒绝，只是十分抱歉地说，与《诗刊》的一个活动时间上冲突了；他话锋一转，又说到顾城像个没长大的孩子，衣食住行需要有人照顾，谢烨去参会，你们也可省心一些。原来如此，在这些细小的地方，燕生老师也替我们考虑得这样周全。最后，他在电话里用神秘有趣的语调说，你们接站时，顾城穿什么衣服不知道，如果见到有人头上戴着贝雷帽，那一定是他。话音刚落，电话那头传来燕生老师开怀的笑声。果然，我们去接站的那天早晨，灰蒙蒙的人群中，一个身着灰色中山装，个子不高但十分清秀的青年，十分惹眼地出现了，他头上的贝雷帽更加惹眼。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这身打扮简直就是奇葩！与其说是被燕生老师猜中了，还不如说那顶帽子是被他亲手戴上去的。这就是燕生老师，说他是一个能读懂诗人内心世界的人，一点也不为过。

时间飞快，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诗坛就会涌现出一批光芒耀眼的诗人，而王燕生就是幕后十分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从1980年第一届“青春诗会”，他被那届参会诗人尊称为“班主任”开始，他先后组织参与过五届“青春诗会”，为诗坛推举了一批又一批新时期以来重要的诗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全国名头最为响亮、光芒最为耀眼的诗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都经过他的提携与培养；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他既是引领者，也是推动者，更是隐于幕后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和实干家。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寻。第一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中，经王燕生责编的诗人作品就有8篇获奖，占获奖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

尽管燕生老师是个趣味盎然之人，一旦面对诗歌，就变得只做不说了；任凭外面多么喧哗，他只倾心做着世上最慢的事情；无论别人多么荣耀，多么光芒万丈，他依然故我，伏案劳作；他能放下名利、荣誉这些重负，即便心里偶有煎熬，也能淡然一笑了之。他的眼里只有诗歌和诗人，似乎只有这些人和事才能触动他的神经。

1986年，第六届“青春诗会”在山西召开，一行参会诗人在去五台山时路过我工作的忻州，吃午饭时燕生老师突然对我说，翟永明的一只高跟鞋鞋跟坏了，一高一低走不了路了，问我能不能带她找个鞋匠修理一下。那时候，我这个小城还没有一辆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我只好骑自行车带上翟永明去修鞋，当我们修好鞋回到宾馆时，燕生老师一个人仍然站在门前的台阶旁等候，没有去餐厅吃饭。见鞋子已经修好，他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在五台山的三天时间里，我随行做后勤工作，那时食宿条件很差，为了安排得好一点，燕生老师事无巨细地检点、过问，好像他带的不是一批诗人，而是刚上幼儿园的孩子。类似母鸡护着小鸡，外面的风雨，小鸡翅膀上的每一根羽毛，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燕生老师待自己的学生几乎胜过亲人。有一次，我来京探亲，决定上门去看望他，那时他住在团结湖某个小区。我是路盲，他在电话里详细告诉我，如何如何转乘换车，到站后再走多少米就到了，像家长嘱咐孩子，生怕认不得家门弄丢了。当我到站下车，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那天，他和夫人李蕙敏老师为我备好了丰盛的家宴，他知道我吃素食，满满一桌都是我喜欢的菜肴。事后我才知道，为了招待我这个普通的学生，燕生老师一大早骑着自行车，跑了很远的路，骑到王府井八面槽专门为我排队买素什锦。那时候的食品供应远不如现在丰富，而八面槽“全素斋”的素什锦在北京首屈一指，不早早去排队根本抢不到。说什么好呢？几十年过去了，他老人家早已离开我们了，越想起这些往事，心里越是五味杂陈，这种混合情绪指向他，他就愈加清晰地站在我面前。我不说他有多么伟大，也不说他是个英雄，但他的确是个满怀热爱、真诚、正直、无私、体贴、周到、细心的有血有肉之人！与他相交相处久了，也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或者说，他是个有光芒的人，是从他人性深处自然流露出来的，那样真实，那样良善，那样美好。

1988年，我获得了《诗刊》社举办的全国首届“珍酒杯”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可能因此缘故，当年我被借调到《诗刊》社做编辑工作。最初，在朱先树老师指导下，在刊授学院编辑《未名诗人》；1991年至1992年底，燕生老师主持《诗刊》刊授学院工作，我直接受他指导，继续编辑院刊。此时，《未名诗人》改刊名为《青年诗人》。为了做好刊授学院的各项工作，燕生老师几乎倾尽了全部精力，把原来的统一招生，再分配到每个指导老师的名下，改为由学员指定辅导老师，一步到位，既保证了学员的权益，又加强了指导老师的责任心，取得了意外好的效果。改刊后的《青年诗人》，从封面设计到内文编排，以及字号大小，他都亲力亲为，逐一安排落实。包括补白处，他都要找一幅与内文相符的插图。总之，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更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践行者。我也是编辑出身，与他相比只能算个学徒；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把刊物编得好看、生动，对学员确有启迪，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他亲自“主刀”开设了一个栏目：“诗歌门诊部”，专门针对诗歌写作中存在的疑难杂症，进行号脉、开药方并诊治，此举受到学员们热烈拥护，主动上门“求医问药”的信件，雪片般落满他的案头。他一一将学员的问题，分门别类归纳，挑出具有代表性的“病例”在他的“门诊部”进行解答，其他大量问诊的稿件，他逐一写信给作者解答。这项工作十分浩繁、琐碎，要耗费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我亲眼目睹他的累，是实在的真累。有时我心疼他，递烟给他劝他歇一会再干，他总是从纸堆里抬起头，笑一笑，似苦笑又不似苦笑，那笑是无声的，既复杂又单纯，既任劳又任怨，既疲惫又释然，这是王燕生特有的笑，只有他拥有这种承重又忘了自己的笑，充满人格魅力的笑。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员的辅导，燕生老师安排我也开设了一个栏目：“诗的再生”。就是每期为学员修改一首诗，并附上三千字左右的修改意见，通过原稿与修改稿的对比，尽量让学员悟出提高写作的路径，在一首诗的关键节点，如何用心用力，又如何对陈旧的语汇翻出新意等。对这个栏目，燕生老师十分重视，每期都认真审读、批改，直到满意为止。在他主持刊授学院工作短短两年时间里，除了每年12期刊物如期出版，刊物质量也大幅提高，受到广大学员好评；报名刊授的学员逐年回升，其间组织了锦县、烟台、南京、乐山、泰山、北京等六次学员改稿会；并为刊授学员编辑、正式出版了《爱的风景线》《指甲上的情诗》两部诗歌合集，收入了近千名学员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都经过燕生老师和我共同修改，才达到出版水平。他对诗歌质量的严苛要求，我是亲身领教和深有体会的。从他身上，我领略到了一个优秀编辑家的专业素质和修养。如果用文字来比喻，他就是冬天的炉火，无声地向诗人们传递着温暖、庇护和能量，他总在替别人添薪加柴，浑身散发出燃烧的能量，直至燃尽自己变为灰烬。

也许，灵魂高尚的人总是自带着某种神秘引力，我不是心理学家，无法诠释这种现象；但与燕生老师相处相知，或者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他绝对是一个具有强大感染力的人。他主持刊授学院期间，一个福建的乡下作者看了他的“诗歌门诊部”的文章，虽然从未谋面，就要求转投他门下，他只好悄悄额外接纳了这位学员。当燕生老师得知这位学员爱诗如命，以卖烧饼为生，只要每天卖够5块钱，就开始写诗的境况后，他敏锐地觉察出这位作者对诗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在回信时循循善诱劝导他，并帮他修改稿件。果然，这位作者的诗作有了一些进步，由原来用流行语汇写作，进入到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生活阶段；之后，燕生老师邀请他参加了学员改稿会，两人终于见了面。当得知这位学员为凑足路费前来参会，卖掉刚摘下来的莲子时，燕生老师流下了眼泪，但还不忘打趣地说：“每天只卖5块钱烧饼不行啊，还是要先解决了温饱，写诗才有力量呀。”这位学员离会之前，我亲眼看见燕生老师为这位学员买了面包、水果、火腿肠，让他在火车上吃，还悄悄塞给他一些现金，感动得那个学员不知如何是好。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多次，作为见证者，我知道他用自己的钱为基层作者买过车票，为手头拮据的作者交过钥匙押金；学员来京住不起旅店，他就安排其在并不宽敞的家里住宿，学员到家里看望他和他夫人李老师，他必然设家宴热情招待……他待作者为亲人，作者也视他为亲人，这种亲如家人的关系，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又是那么自然。这是他人性深处良善基因的结晶，也是灵魂高尚的天然魅力，更是一个只知奉献、纯粹忘我之人必然闪射出来的光芒与引力。在银子闪光、人心生锈的当下，还有多少人敢直面现实，或者敢说一声问心无愧呢？……

※（选自《当代•诗歌》试刊号第二期“致敬”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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