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窦锋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孙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3期

近期，被称为“新黄色新闻”的内容泛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新黄色新闻”说法来源于美国报业史上的“黄色新闻”一词，此处的“黄色”不同于“色情”，泛指“鼓动煽情式”新闻。“黄色新闻”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美国，当时纽约的《世界报》和《新闻报》竞争激烈，两报的老板分别是赫斯特和普利策，两位报业“大亨”指令编辑通过使用煽动性的大标题和刺激性的内容吸引读者，提高报纸销量，抢夺以“黄孩子”为主角的系列漫画的作者团队，因此，以这两家报纸为代表的媒体所做的煽情新闻被称为“黄色新闻”[1]。“黄色新闻”注重吸引眼球，置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于不顾，这给当时的美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普利策等人也意识到了它的危害性，晚年开始呼吁新闻报道要重视社会责任感，并且创立了专门的新闻奖以推动“黄色新闻”向严肃新闻的转型。

虽然“新黄色新闻”的叫法有历史传承，但是本文更愿意用“消遣型新闻”这样一个更加中性也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取而代之，消遣型新闻包含“新黄色新闻”，“新黄色新闻”是消遣型新闻中极端的一部分。无论叫什么名字，它们都有鲜明的共性，即由各类网络新媒体为生产主体，主要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精心的包装和设计，给琐碎的新闻事件或生活趣事赋予鲜明的标签或文字，并搭配带有强烈感染力的音乐，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内容。

消遣型新闻与历史上的黄色新闻也有区别，早期的“黄色新闻”通常通过渲染情感与叙事性故事来增加销量，而现在的“消遣型新闻”一般缺乏完整的“5W+1H”新闻要素，采用片段化、短小精悍、趣味性强的形式来吸引流量，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其新闻价值通常较低，缺乏重要性等新闻元素，主要依靠趣味性吸引观众。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种蔚为大观的消遣型新闻？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定义了吗？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价值了吗？既往对新闻价值的研究，一般有两种取向：一种着眼于事件或行动者显在的新闻价值，解释新闻故事为何被选择；另一种重点考察影响新闻价值的组织、文化、经济等因素[2]。综合上述两种研究路径，本文力图分析消遣型新闻的本质特征，探讨其兴起的原因和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举措。

知识型媒体与消遣型媒体的分野

综观天下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知识型媒体和消遣型媒体。这样的分类自古有之，于今为甚。

知识型媒体所提供的内容，是让其读者获取政治、经济、科技、医疗、生活方式等各类知识，增进读者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这种知识常常带有强烈的时效性和前沿性，是记者通过艰苦的采访以及编辑精心的加工所汇聚而成的，也是经过一定沉淀的知识，不属于“过眼烟云”。在价值取向上，这些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是权威的、有深度的、能够给社会提供正能量的。这些内容在新闻价值上坚持重要性、公共性等传统价值观念，为受众及时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知识型内容通过深度报道、严肃评论等高质量内容满足一部分高端精英人士的阅读需求。用喻国明教授的话来说，这样的内容不以流量多少论英雄，而是对整个传播格局进行规则的框定。

与知识型媒体相对的是消遣型媒体。这部分媒体所提供的内容主要是让用户休闲与放松，通过趣味性、搞笑型的文字、照片、漫画特别是短视频来俘获读者的注意力和时间。在新闻价值上，消遣型媒体突出的是内容的娱乐性功能。从当下的媒介环境来看，大部分媒体选择了这样的发展路线，因此读者（用户）看到的内容大多属于消遣型新闻，其中就包括了一部分“新黄色新闻”。

当然，上述两种类型媒体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也有一些新媒体会选择“折中”路线，在不同平台上所发布的内容选取不同的内容类型，典型的是各级党报，这些党报的纸质版依然生产严肃新闻，但在自己的新媒体平台上经常推出很多轻松愉悦供读者“打发时间”的内容，如热门话题的讨论和趣味性的数据分析等。

尽管如此，作为理想型分类，知识型媒体与消遣型媒体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知识型媒体通常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生产出严肃的内容，追求真实性、时新性、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准确性、可读性，尽管它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但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流量回报以及广告回报。消遣型媒体能够赢取用户的关注，追求的更多是曝光量、点击量、讨论量、浏览量，本质是趣味的、娱乐的、煽情的等可量化的要素，并且这种成功经验被大量的“自媒体”效仿，甚至引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除此之外，短视频时代的到来，让用户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一部分选择“躺平”的用户对新闻内容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这进一步促进了消遣型新闻的流行，让知识型新闻的比重逐渐降低。

媒体追求消遣型新闻的底层逻辑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价值的转变涉及新闻边界的不断演进和外延的不断扩张，导致更多类型的信息被包容进新闻范畴中，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信息、生活故事、社会琐事等等[3]。从这方面来说，在新媒体行业的驱动下，媒体对于新闻价值的决策和平衡变得模糊，知识型新闻不再是大多数媒体所追求的内容，转向了消遣型新闻，偏向于接近现实生活的表现形式，更加注重受众的偏好和需求。媒体追求消遣型新闻的底层逻辑大致如下。

（一）受众变为用户，消遣型新闻迎合个性化需求。消遣型新闻中不仅包含了有采编权的专业媒体机构发布的内容，也包括“自媒体”的内容。在当下的新闻生态中，原来被动的“受众”早已转变为主动的“用户”，在新闻传播的链条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成为复杂的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

《202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0亿，45.9%的网民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取新闻资讯[4]。短视频平台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PGC向UGC转变尤为突出，制作者多为普通受众，不仅提供新闻线索，还通过独特的新闻评论为新闻注入生机和活力，因此“鸡毛蒜皮”的新闻常占据热搜榜头条。由于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中，劳动分工和社会差异的日益增大，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分离，大众变成了分众，人们不再关心社会，反而对自身精神生活的关注和追求越来越强烈，他们大多通过阅读休闲、愉悦、易理解的消遣型新闻来缓解压力、放松自己。

（二）算法推荐盛行，加速消遣型新闻的普及与扩散。算法推荐作为一种信息推荐技术，其依赖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自动化地为用户推荐感兴趣的内容。然而，算法推送存在“信息茧房”或“回音壁”问题，推荐系统会基于用户过去的行为和兴趣偏好为其推送相关内容，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长此以往，用户的兴趣偏好会逐渐被加强和固化，被包围在自己所织就的“信息茧房”之中。因此，“你关注的才是头条”和“你的地盘你做主”成为这一现象的表述方式，用户的“喜好”也成为其所能获得的“新闻价值”[5]。也就是说，算法推荐的本质是基于用户历史行为和兴趣偏好进行的个性化推荐，意味着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看到与其过去浏览内容相似的内容。因此，如果用户的浏览行为偏向于消遣型新闻，算法推荐系统也会更多地向用户推荐，观看此类型新闻的受众越多，同类型新闻的扩散范围越广。

（三）商业诉求下，消遣型新闻更容易带来流量和利润。新闻史学家拉里·洛伦兹曾经评论过报纸上的黄色新闻，他认为出版商们试图通过寻找一种“公约数”，以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受众[6]。然而，这种寻求低级趣味的“公约数”为消遣型内容的泛滥开启了大门。在“眼球经济”的驱使下，“自媒体”普遍奉行的经济公式是：用户量=流量=利润。为了追求商业利益，部分“自媒体”迎合部分用户的需求，采取“野蛮变现”的营销策略进行“二次销售”，买单者主要为广告和电商。

广告主更愿意把广告投放在消遣型新闻上，是因为这类内容更容易引起用户的注意，在提升流量的同时提高广告的曝光率和点击量，获得不菲的经济效益。此外，商业传播平台还可以将消遣型新闻与电商销售相结合，通过植入商品或推广特定产品的方式进行变现。消遣型新闻和历史上的“黄色新闻”本质上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存在，只不过消遣型新闻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移动新闻平台和媒体流量的共同选择，而“黄色新闻”是由市场需求而产生发展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新闻界都是以商业化逻辑为主导，不断追求利益最大化。

（四）媒体“避重就轻”，消遣型新闻成为良方。社会化的新闻生产打破了传统新闻专业理念所奉行的种种规范，通常采用一种对话式而非单向叙述的逻辑来传播新闻，从而呈现出更为“底层化”的特征。消遣型新闻更容易制作和传播，无需耗费太多的资源和时间。同时，这样的选题一般不会涉及敏感话题或争议话题，避免了可能的法律诉讼、行业管控以及社会压力，因此对时新性、重要性和显著性等传统新闻价值观强调较弱，主要突出趣味性的价值诉求，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高度的传播性和分享性，实是一剂“避重就轻”的“良方”，却与传统新闻价值观渐行渐远。

另外，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愿意这么做的原因在于，随着媒体行业门槛的不断降低，媒体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低，新闻需求量却越来越高，为了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不得不聘用一些没有专业背景和资质的小编来完成工作，过去的“记者”已逐渐被“小编”取代，往往依靠一些没有可靠来源的社交媒体平台获取信息，这就诞生了种种消遣型新闻。

（五）部分机构媒体迎合下沉市场，转向消遣型新闻。在全民娱乐的大背景下，一部分权威的机构媒体也被迫放下身架，转而迎合下沉市场的受众需求向消遣型方向发展。消遣型新闻频频登上“热搜”，机构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因为这些媒体也在追求新闻的“头条效应”，否则会失去市场份额和广告收入，从而影响经济收益。

机构媒体的“头条”与新媒体的“热搜”内容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报纸的“头条”通常是由编辑部门挑选和安排的重要新闻，以单一事件或新闻为主，重点是传递事实和信息，呈现方式也比较正式。而新媒体的“热搜”则是由用户自发产生的话题或事件，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化，更注重用户的互动和参与，强调用户的体验和感受，数量多且内容丰富，能够实时更新和滚动。新媒体时代的“热搜”机制下，机构媒体已不再拥有纸媒的拘束性与局限性，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对新闻资讯不断更新，无形中造成了功利之势，引发了消遣型新闻的产生。

消遣型新闻有其价值但不可过度

消遣型新闻并不是全新的物种，它也有很深的发展源流。在传统新闻时代，教科书讲到新闻价值时，常会提到“娱乐性”是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虽然这个要素会被放到比较靠后的位置。另外，新闻也有“硬新闻”和“软新闻”之分，在新闻实务界，有的媒体主打严肃的“硬新闻”，有的媒体主打体育娱乐等“软新闻”，各有各的市场定位。到了互联网时代，“硬新闻”只有有牌照的专业新闻机构才能生产，而“软新闻”的管控比较宽松，各种类型的“自媒体”都成为生产主体，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内容供给量无限地增加，形成了本文所概括的消遣型新闻的大水漫灌之势。

因此，消遣型新闻虽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但是要适度，尤其是其中的“新黄色新闻”更加要有节制，否则带来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舆论场。

作为消遣型新闻的一个极端，“新黄色新闻”是一种缺乏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的新闻类型，一般采用夸张、虚构、刺激和不负责任的报道方式，阻碍了普通人获取可靠新闻的途径。最为严重的是，它无法发挥有效的引导作用，而是推波助澜了性和暴力文化的蔓延[7]。长期追求流量的“新黄色新闻”不仅不符合新闻的本质，反而对新闻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消解和破坏，导致媒体行业形成了“追着事件跑”的不良生态格局。同时，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话题设置和舆论引导作用也将日渐式微，从而对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造成了持续而严重的负面影响。

新闻趋向娱乐化导致新的职业道德困境，即“愚乐”功能的滥用。这与“娱乐”的本质不同。娱乐是指通过一定的形式和内容来满足受众的需求，让他们感到愉悦和满足。而“愚乐”则是一种低级趣味，通过煽情、引起关注和吸引流量等手段达到效果，忽略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等重要内容，人们对于真相的追求也被淹没在了“愚乐”的海洋中。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取得更高的流量，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民众所谓的“愚乐”功能，并强调猎奇和对时事问题的卖点性质，产生了利益冲突。新闻传递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这意味着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受众负责，并不断评估新闻的价值，而不是满足短期的战略目标，若媒体无法履行这种责任，受众将对其信任度产生怀疑。

新闻舆论“四力”中，传播力和影响力强调媒体传播新闻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引导力和公信力则着重强调媒体对舆论引导和社会信任的重要作用。媒体为了流量单纯追求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做法，导致媒体传播的效果降低，使媒体的引导力和公信力受到沉重打击。如果把新闻仅仅看成是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信息产品，新闻与娱乐的区别就会荡然无存。按照传统的看法，这样做就会导致新闻的目标由为公司服务转向俘获更多的消费者，新闻的公共性将遭到破坏。当新闻以娱乐形式呈现时，其蒙蔽作用难以避免[8]。一些媒体沉溺于黄色内容潮流，短期内会吸引眼球，长期来看会伤害媒体的引导力和公信力。

知识型内容蕴藏公共价值和商业价值

历史上，《纽约时报》的老板阿道夫·奥克斯是美国当时抵制黄色新闻潮的代表人物，面对当时《世界报》和《新闻报》大量耸人听闻的新闻，奥克斯宁愿做一个冷静的“灰妇人”，他提出的办报方针是“提供简明动人的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呈现；尽量快速地提供新闻，不偏袒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让《纽约时报》成为探讨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的论坛，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与明智的讨论。”[9]结果证明，奥克斯的严肃新闻路线是可持续的，《世界报》和《新闻报》早已作古，但《纽约时报》今天依然在稳健发展。这样的媒体经验对我们思考当下消遣型新闻也有借鉴作用。

（一）媒体自律：不同的媒体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媒体自律，一方面是指对媒体职责的认知和遵守以及对社会公正和道德准则的维护，不能盲目迎合少数受众低俗的趣味，而要端正自己的使命，做出响亮的品牌。另一方面，是指不同的媒体要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不要一味模仿其他媒体，当下很多做消遣型新闻的媒体取得了成功，但也已是一片“红海”，简单模仿未必能够成功，需要走出符合自己资源禀赋的道路，特别是专业的机构媒体更加应该在知识型内容的生产上大胆尝试，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上，这样的内容反而成为稀缺品。媒体可以加强要点、金句提炼，适当介绍分析方法，提供相关知识，通过给读者提供知识溢价创造阅读需求、阅读习惯与分享动力[10]。这些媒体应该提升自己的知识价值，从而在商业上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国内的财新和国外的《纽约时报》，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提供高质量的报道和评论，吸引了大批具有高素质、高消费能力的读者，为媒体带来了更为可观的广告收入和订阅收入。财新刚刚宣布自己的付费读者超过了100万，《纽约时报》通过坚持做严肃的知识型内容，赢得了读者的信任和尊重，付费读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探索了新媒体环境中稳定的商业模式。因此，专业媒体不需要盲目跟风，而应坚持自己的专业性和价值观，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产生“公共价值”，赢得读者的认可和忠诚度。

（二）政府管理：开展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在当下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盛行的时代，消遣型新闻泛滥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政府部门尚未对此现象进行明确的表态，但针对“‘自媒体’乱象”的专项行动已经在推动网站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有效解决恶意炒作、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等管理难题。据“中国网信网”，该行动已清理违规信息141.09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92.76万余个，取得了阶段性成效[11]。政府部门实施专项行动对于“‘自媒体’乱象”的治理是必要的，但是仅仅在事后封禁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更应从内容产出源头进行规范治理，并在算法治理上防患于未然，以加强平台监管、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等更深度的措施来应对此类新闻的传播。

（三）媒介素养：避免盲目跟风随意点“赞”。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重要的不是受众如何获取信息，而是受众如何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对于知识型内容的追求和对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受众需要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在遇到消遣型新闻特别是“新黄色新闻”时，要坚持理性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避免盲目跟从大众的审美为其点“赞”，助长此类新闻的产出和扩散。此外，公众提升媒介素养还需要加强自我约束和规范，拒绝新闻内容低俗化、媚俗化、恶俗化。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要求，更是受众对社会的责任。只有通过个体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才能够形成整体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余  论

《纽约时报》1858年8月的一篇文章写道：“流于表面、十分突兀、未经筛选、传播速度过快导致无法检验是否真实，这全都是电报信息的特点。它是否导致大众没有时间去寻求真相？信件从欧洲过来需要10天。10分钟内获得那些边边角角的消息有什么用？寥寥数行的电报又能容纳多少内容？这儿下雪了，那儿下雨了，一个人被杀了，一个人上吊了。”[12]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报纸对当时电报这种新技术给新闻传播带来的困惑所发出的疑问，如今，新的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冲击比当时的电报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这几年讨论的“后真相”还是本文所关注的消遣型新闻，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新的传播技术给新闻传播带来的问题，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固然需要政府、行业、公众去管理和思考，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从业者审时度势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去给出回答。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窦锋昌,孙萌.消遣型新闻的新闻价值与底层逻辑[J].青年记者,2023(13):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