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来自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图书馆网站公开资料中的部分老照片。

1968年，为了响应号召，城市青年被转移到偏远的村庄和边疆地区工作，至1978年，估计有1700万知识青年接受了下乡再教育。

返城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有80万左右知识青年被留在了农村。

从2016年开始，达特茅斯图书馆一直在收集这一时期的原始资料，包括日记、信件、照片、回忆录和手工艺品等，并将这些资料数字化，在网站向所有人开放，以促进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

在这些资料中，记录了一小部分知识青年下乡的经历，其中日记和信件真实地描述了事情的发生和思考过程，不断变化的观点以及期间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以参与者的经历，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文化记忆，为这代青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见证。

再见！上海

上海的石建英手捧语录在开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团的火车上。

照片背面，注有爸爸的笔迹：

赴黑龙江密山！1970.5.17日上午9时45分

赴黑龙江密山！1970.5.17日上午9时45分，上海火车站。

上海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子女轮到，很多家庭甚至不止一个。

当年上海1100万人，有近十分之一的上海学生，十七八岁，甚至更小，就这么离开父母。

开往黑龙江的是直达专列，火车站大喇叭里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激情鼓舞。

少年不识愁滋味，学生们精气十足，内心充满了誓把北大荒变北大仓的激情。

列车徐徐开动时，挥手向亲人告别。

小小年龄，即将告别父母兄弟姊妹走向他乡，什么时候才能返回自己的故乡，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爹娘，有些人流泪了。

1972年，陈增银

1972年，陈增银在北京紫竹院照相馆穿传统蒙古族长袍拍照留影，这是她去内蒙古三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当时的城市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和其它原因，下乡的基本规定是独子或病残家庭申请后可免下。对符合条件又不下的会受到街道重点关注，积极的太婆大妈们三天两头往家里跑，苦口婆心给你做工作，你不想下也不行。

有能力的家庭，子女还没走出校门就联系好工作单位了。

列车向着祖国的边疆驶去，有的知青是第一次坐火车，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谈论着即将迎来的新生活。有些地方下了火车换卡车，沿途不知到过哪里，什么时候到终点，离家乡越来越远，以后想回家探亲就越不方便了。

回家探亲是有规定的，路费也不是个小数目，有些需要家里资助，条件不好的几年也回不了一次。

1970-1979年春，来自北京的沉静华

1970-1979年春，来自北京的沉静华在蒙古包前抱着一只小羊。

最苦的是分到农村生产队的知青，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偏僻闭塞，交通不便，贫穷落后，让大都市来的知青倍感沮丧。

和村民一起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让从没干过农活的年轻人饱尝了生产劳动的艰辛，也知道了乡亲们的不易，更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

粗茶淡饭,鄙陋布衣，劳作一天后,通常累得直不起腰来,此时的粗茶淡饭也变成了美味佳肴。

好在乡亲大都淳朴善良，多有照顾，氛围相比较也自由一些。

1972年，来自北京的陈增义和曹鲁华

1972年，来自北京的陈增义和曹鲁华在拖拉机上

知青经历的环境千差万别,分到哪里境遇也是不同的。

军垦农场，除了有不错的福利，每个月生活费也高，在当时很有诱惑力，但管理严格，活动也多。

外地的国营农场，生活费比军垦农场稍低。

市郊的农场，尽管劳动也很苦，月工资更低，但是离家近，回家方便。

农村插队，第一年补贴，以后就靠劳动挣工分来养活自己。

1972年，吴茂丽、史建英、黄云芬

1972年，吴茂丽、史建英、黄云芬在打字室学习著作。

当时读书无用论打消了很多青年人的学习热情，但著作学习是不能少的。

手里的红宝书和现在的手机一样，是精神食粮，时刻不离身，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

或一个人，或两三个，或集体组织统一学习，思想必须统一。

1970年6月24日，来自北京的谢念林

1970年6月24日，来自北京的谢念林和殷小丽在四师四十三团十三连的宿舍前

尽管有少数农村地区条件不错，但绝大多数插队所在地生活境遇很差，一年收入的钱不够回家路费，甚至不够口粮钱。

在不少地区，到远处去挑水，跑几十里山路去砍柴，这样的环境，不到农村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人身是自由的，但是经济上是羞涩的，吃不饱的情况也很普遍。

1970-1979年，北京女知青陈增银

1970-1979年，北京女知青陈增银和她的朋友们骑在放牧的马背上

大小伙子不仅不能赡养父母，连自食其力都无法实现，甚至还需要靠父母接济。

爬火车回家探亲成为当时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有些家庭条件不好,弱小的女知青嫁给了当地村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经济不能独立。

1975年，陈增银

1975年，陈增银在水车上拉小提琴，妹妹拉手风琴

军垦农场条件好，业余生活也比较丰富,组织宣传队各处演出,还有不同级别的文艺汇演、比赛等等，搞的如火如荼。

插队知青由于居住分散，经济落后，文艺活动很难组织，文化生活基本就是看书，在农村随意阅读没有限制。

偶尔有一场电影，要跑十几里甚至更远，如同过节一样的兴奋。

1970-1979年，陈增银

1970-1979年，陈增银和其他三名穿着蒙古族传统长袍的青年合影

插队让知青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亲历了农民的艰苦日子。

在多样性的农村环境中，接受到贫下中农劳动技能教育和生活能力教育，逐渐点燃了思考的火苗。

1970年，闫忠涵

1970年，红卫闫忠涵在北京红都照相馆

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瞬间，50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当年初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们，都已年近古稀。

对于在此期间付出宝贵青春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奖状

从1964年到1966年间，知识青年得到全面锻炼，取得思想和技术的提升。

涌现出大批红旗手、标兵和先进模范人物。

图片标注：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与家人连接的唯一纽带是信件，信件的开头写一段语录，随后才是想写的，多为激情澎湃、积极向上的内容，个人小事不值一提。

在这一代人中，出现了有名的知青作家,但几乎没有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医学家，蹉跎岁月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轮回，给农村和农场带来了知识和文明，也把青春奉献给了黑土地，在开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照片修复上色

照片中的彩色信息，由41图片老照片修复工作室使用数码技术手工上色。

由于照片年代久远，数字照片的质量也不算太好，为了能更直观的理解画面信息，对明暗关系做了处理，参考当时的特征，添加了颜色，使照片内容更容易被理解，处理过程保持谨慎的态度，并没有深度修复处理，保留原始样子，包括边框，以便准确传达拍摄作者想表达的内容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