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正

在北岛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有五种诗集是比较重要的：其一是1978年油印的《陌生的海滩》，此为北岛的第一部诗集，1980年曾作为《今天》丛书再版，选入诗作三十首，并附自序一篇；其二是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刊行《北岛诗选》，这是诗人在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收录诗作九十首，1987年再版，补入长诗《白日梦》；其三是九歌出版社自1995年至1999年付梓的诗选三种：《午夜歌手》（1972-1994），《零度以上的风景》（1993-1996），《开锁》（1996-1998）；其四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印行的《守夜——诗歌自选集（1972-2008）》；其五是三联书店2015年推出的“北岛集”，内含诗集两种：《履历：诗选1972-1988》《在天涯：诗选1989-2008》。

这五种诗集以外，新近由林道群编选的《必有人重写爱情》，似也可列为北岛创作生涯的重要选本。同此前的集子对比，这本书在收入诗作的时间跨度上与诗人的写作历程重叠，其中最早的作品是写于1974年的《日子》。《日子》曾冠于牛津版自选集《守夜》之首，是诗人风格形成的起点。晚近之作则是北岛历时十二年完成的长诗《歧路行》，林道群择取《歧路行》的序曲作为诗选的代序——后者落笔于“是时代匿名的时候了/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了/是时候了”——同样意味深长如是：向上回溯，一切风暴的源头发端在1970年代，五十年后，越过古稀之年的诗人尝试着对人生作出总结。《歧路行》与《必有人重写爱情》同年问世，这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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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必有人重写爱情》，作为代序的《歧路行》选章以降，诗选又分出三辑，辑一“暴风雨的记忆”，辑二“词的流亡”，辑三“大地之书”。“暴风雨的记忆”原为北岛与曹一凡、维一合编的一本回忆文集；“词的流亡”来自诗人1990年前后完成的《无题》（他睁开第三只眼睛），张枣曾经拈出此语以为他对北岛论述的总题（《北岛与“词的流亡”》）；“大地之书”的说法见于诗人新世纪以后的诗作《路歌》。纵观选集里的篇目，集中内容明显涨破了这三个名目原先的所指，如“暴风雨的记忆”即不限于诗人的“前朦胧诗时期”，亦即“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而是向下延宕至70年代末乃至新世纪之后的记忆，譬如涉笔返乡的《黑色地图》，涉及域外生活的《纽约变奏》，总之都是对刻骨铭心的人与事的怀想。

辑一“暴风雨的记忆”涵盖的几位题献对象（冯亦代、蔡其矫、珊珊），是北岛现实生活里的至亲好友，辑二“词的流亡”则是诗人借题献以勾勒的一幅精神交往的地图。如何来理解这种精神交往呢？2002年，作为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的成员，北岛前往围城中的拉姆安拉和加沙走廊，此行目的是声援被围困在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后来，在纪念达尔维什的《我属于那儿》一文，诗人如此写道：“正如达尔维什在诗中所说的‘我属于那儿’，‘那儿’是人类共同做梦的地方，代表着良知、勇气和创造力。正因为有了‘那儿’，才有了此刻与身份，才有了我们超越现实存在的可能。”唯有在这里，庶几才能理解诗人对达尔维什乃至对金斯堡、G.艾基等人怀有的深情。他们与北岛的关系是一位早已失去家园的诗人引领着另一个同此遭遇者，他们教导这一后来者要把漂泊当作家园。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78年与朋友创办《今天》文学杂志并任主编至今，近年主编“给孩子系列”丛书备获好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出版。作品有《守夜》《波动》《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时间的玫瑰》《城门开》《古老的敌意》等，编著《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摄影：钱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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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北岛会不厌其烦地援引不同国家的诗人。诗人无需他者为自己的诗艺作证，但又自感有义务去叙述这份“友谊”。讲述“友谊”，即是见证一个精神共同体的存在。这些人因其如出一辙的无家遭遇，如出一辙的对身份尊严、自由平等的捍卫和对母语诗艺的忠诚，从而组成了一个文人共和国。诗歌对他们来说即是“无家可归者的家园”，而写诗则向他们许诺能够飞离此地并通向彼岸。此外，“词的流亡”一辑也选入了北岛关于洛尔迦的诗论。北岛与洛尔迦的“相识”要远远早于他后来在异域结识的那些诗人——在那个年代的“跑书”运动中，北岛一见钟情于由戴望舒翻译、施蛰存编辑的《洛尔迦诗抄》，而正是这些早已死去的作者与译者一同喂养了诗人最初的写作。

诗选第三辑题为“大地之书”，这个说法同样超出了它原初的意思（“我径直走向你/带领所有他乡之路/……大地之书翻到此刻”），而毋宁预告着风暴的止息。风暴起始于1990年左右完成的《乡音》。这首诗中谈到了家的恐怖（“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它既呼应了上一辑“词的流亡”，也自然过渡到下一篇散文《搬家记》。正是由于恐惧，诗人渐渐不再有家的概念，为此才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于七个国家换了十五个住处，“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这场经年的风暴最终止息于家的图景重新向诗人展现。第三辑的最后两篇，其一是写于2008年前后的《过冬》，此中家的氛围——“听见了吗？我的爱人/让我们手挽手老去/和词语一起冬眠”——已远远不同于冷峻的《乡音》。其二是北岛近年的一篇散文《墨点的启示》，这篇短文又进一步扩展了“家”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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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日子》在北岛心中是其诗歌风格的源头，2008年的《过冬》则近于他在短诗领域的一次总结。无论是三联版的《在天涯》还是牛津版的《守夜》，《过冬》均作为全书殿军。从诗风或题旨来看，这首诗亦无限接近于诗人从2009年开始动笔的《歧路行》，尤其是它的最末一句“重织的时光留下死结/或未完成的诗”，似乎也在指涉那首即将历时十余年完成的长诗。就此来看，《必有人重写爱情》的篇目遴选实际组成了一个衔尾蛇结构：《过冬》是《歧路行》的开端，《歧路行》又是诗选开端；《过冬》虽仍充溢着“鼓声”“烈酒”“心与狼群对喊”等激烈意象与“风偷走的是风”“寻找的是永远的迷失”等不可解的悖论，但更多是偃旗息鼓，是冬藏之味，《歧路行》则是又一次的进军和呐喊，诚如诗人在《断章》里写的：“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必有人重写爱情》

北岛 著

理想国·海南出版社

2022年4月

除了这种回环往复，选集还有一重特色不能不提，那就是篇目上一诗一文的并置。这种编选形式也和北岛的“换笔”有关：在三联出版社2015年的九卷本“北岛集”里，诗歌仅占两卷，散文的卷数则是诗歌的三倍，仅此或已无法忽视散文在其创作中所占比重。不错，诗人也曾自嘲在异域写散文乃是为了糊口，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则是在比较了“无家可归者的艺术”与“定居者的艺术”之后认为“诗歌最适合移民”，但更为正式的解释见《失败之书》一文：“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内，我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代不清的。”

总的来看，这本《必有人重写爱情》与《歧路行》一样可以作为诗人的自传成立。四十二年前的“朦胧诗”风波期间，北岛曾写过一篇寥寥数语的创作谈，题为《“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他在其中谈到了自己的诗歌追求、诗歌的形式危机以及民族化等问题。在那篇短文的最后，他说：“也许全部困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时间总是公正的。”透过总结意义的《必有人重写爱情》去反顾这篇宣言式的文字，即便很难断言时间是否公正，也即便依然难以用只言片语总结北岛之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意义，但可以说他兑现了自己最初的承诺。此刻，倘若我们试图苛责，不妨就先回想一下布莱希特的《致后代》，然后再“带着宽容/想起”北岛的这些诗句。

来源｜晶报APP

主编：伍岭

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