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突然就降温，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很想吃烤红薯。

作为日食记选品组的一员，也算是为吃混迹在这座城市已久，这时便想起上个月我为一篇路边摊文章取材时，有其他摆摊小贩向我提到过，这附近有一位烤红薯的老奶奶。

「冬夜里卖烤红薯的老奶奶」，光听着内心就变得很柔软了是不是？但事实恰恰相反。

在小贩们说来，那位老奶奶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同一条街有人和她卖一样的东西，她就上去掀了人家的摊子，城管来了也不怕。”

而且素来有听说，在上海的冬天卖烤红薯，日薪过千吊打一众打工人的说法。

彪悍的、日薪过千的、卖红薯的老奶奶？

我有点无法想象。

出于对烤红薯的渴望，以及对她个人的好奇，我开始寻找她。

白天的红薯摊

我先根据之前得到的信息来到了上海某个批发商场，因为公共卫生安全，商场的人流量少了很多。

深秋的风吹得人冰冷，我四处张望，只见萧条的商场和埋头奔波的路人。

我向保安询问烤红薯奶奶的踪迹，他立刻就知道我问的是谁。

“我知道，她就在xxxx马路对面的按摩店门口。”

我寻了过去，看到烤红薯和蒸玉米冒着热气。

摊子边坐着一位年逾半百的男人，和一位胖老太太。

看老太太的外貌，我就知道我找到了。

我上前询问烤红薯的价格，她手撑着桌子抬起屁股站起来，对我说一斤8块。我选了一颗看起来烤得更焦的红薯。

她拿出秤砣说：“5块5，你给5块就行”。

我：“给你6块吧，不能让你亏”。

她强硬：“那不得行，不能要，5块就是5块。”

我扫码付款后她把红薯给我，又缓缓地翘着屁股坐回小小的凳子上，她始终保持着身子前倾，依靠在红薯的摊子上，眼睛四处望，等待着来买红薯的人。

红薯烤得越焦越甜，我拿着红薯坐了许久，开始向她搭话，她得知我是写文章的，也放下戒心跟我聊了几句。

我得知她叫张淑玉，今年已过80岁。

以下是我跟她的对话过程，试图还原一个更贴近真实的关于张淑玉的故事。

我：“有人和我说烤红薯要来你这儿买，上次我在地铁x号口找你，怎么没看到你？”

张淑玉：“那里人太多了，我卖不过他们，我就去7号口摆。我晚上都在那里。”

说完她又四处张望。她穿着厚棉衣，带线帽，帽子底下露出银发。因为胖，虽然她满脸的皱纹，但肥肉撑起了皮肤，看起来并不会太老。

我：“听说街上有人和你摆一样的东西你就掀了人家的桌子，连城管都不怕，是真的假的？”

张淑玉笑笑地说：“真的。”

我多问了几句，又知道身边的中年大哥是她儿子，叫黄勇信，今年47岁。

他黑黑胖胖，因为少了一颗门牙，说话漏风，因为身体不好，种不动地就跟父母在上海做点生意。

母子长得有点像。

张淑玉告诉我，她儿子有精神分裂症。

黄勇信马上说：“我没毛病，就是不能干活，平常都好好的。”

张淑玉的眼睛可以因为喜欢而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也可以在谈判的时候发出凶悍的寒光，或者是许久不来客人的望眼欲穿。

她有眼疾，频频流泪，总是用大拇指及大拇指根部擦拭眼泪。

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深入的问题，这时过来了两位穿冒牌大牌的男人，似乎认识他们，直接找黄勇信，让他去拉货。

张淑玉站起来走到边上的一辆三轮车，手扶着车说她去。

“你年纪太大了，让你儿子送吧。”对方用手指着黄勇信说。

张淑玉强硬地说：“我来送，没问题，遇到警察不会抓我。”

接着他们在价格上拉扯了一番，最后以25元一趟成交。

说完，张淑玉脚一蹬轻松地骑上三轮车。

拉货大哥跟在她边上，边快步边说：“你要是出了事，别赖我们啊。”

张淑玉头一摆说：“哎呀，没问题。”

那位大哥看我一直跟着张淑玉，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路过买红薯，不太放心老太太，跟着看看。”

这一程并没有很久，我坐另一辆车跟了大概一、两公里路，看到张淑玉在门口被保安拦下来。

“三轮车不准进小区。”

保安死死地坚守他的本份，张淑玉虽然彪悍，此刻却手足无措地等在门口，等大哥和保安交涉。

最后总算是和平结束了这一单活，但她没有手机，身上也没带付款码，坚持要大哥拿现金给她。其中一个大哥回家拿了25块给她。

收到钱，她得知我还要回去，便对我说：“那你坐我三轮车回去吧。”

我不会坐三轮车，原本腿朝外坐。她说：“坐里面，坐里面安全”。

她轻车熟路地骑车，看到熟人便笑着朝他们打招呼。

突然她的笑容让我想起外婆，彪悍却又有点江湖侠气。

我的外婆60岁的时候就已经走不动路，70岁离开人世。而眼前80岁的老奶奶，精力还像50岁的人一样。

我问了问她的作息，她说早上6点就要去进货，进红薯、玉米，他们就卖这两样东西。接着就是白天8点摆摊，晚上10点左右收摊。

她介绍：“都是用这辆三轮车载，载7、800斤。”

其实就在刚刚她载我回来的路上，她的三轮还因为没刹住车，差点撞到别人轿车，于是我提醒：“这车刹车不灵，你载太重了不安全”。

她没正面回答，只辩解称这车能载2.3吨东西。

这时来了一辆卖烤红薯的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个老爷爷，他是张淑玉的老公，她叫他老头子。

边上的保安打趣地说：“你老头子今天红薯都卖完了，你们还没卖完，你老公比你厉害。”

“我们要换地方摆摊了”，她指着西边对我说：“学生放学了”。

因为是第一天，我并没有跟太久，便和他们道别，说下次再来买。

夜晚的红薯摊

两天后的晚上，我去地铁口找她。

往前走了一段路，在冷色灯光下看到他们的摊子，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的摊子，花生摊冒的热气比她蒸腾很多，看起来更吸引人。

这晚不太冷，只见路人来来往往，少有人买红薯。

我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她立刻认出我来，笑盈盈地说：“你来啦？吃红薯，不要你钱。”

我拿着红薯给她问：“称一下多少钱？”

她说：“4块，不用给，我请你吃啊。”

但我还是偷偷转了款，她听到账户到账的声音还埋怨我，又招呼让我坐下来吃。

黄勇信把他的凳子让给我，我坐在她边上，我的凳子椅子比她的矮。

我抬头和她说话：“你老公今天没来吗？”

她说：今天家里有人，女儿今天过来。”

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有一个女儿，而且外孙女正在上海读研究生。

她说话的时候，口水从嘴角深深的皱纹里流出来，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抹抹两边嘴角的口水，动动下巴。

骄傲地夸完外孙女，她又说起了关于自己其他儿女的事。

这时我看她的手突然停了下来，眼睛像蒙了一层烟。

“我这辈子做过四次月子。”她伸出四根手指比在我额前说。

“我命苦啊。”

她看我的眼神中出现迷茫继续说。“我这辈子生了四个小孩，一个三岁的时候掉粪坑淹死了，一个十岁的时候摸电门电死了。”

我说不出话，我没有预料到这个展开。

说话的途中，她还间歇地招呼其他客人，停下时她自己又说起来：

“大的要是还在的话，现在已经53岁了，老二51，老三48，最小的47，就是我这个儿子。老大和老三不在了。”

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或许她需要的也不是安慰。

看我沉默，她也关心起我的情况。

在得知我还是单身后，她劝我：“我这个年纪的人我知道，你啊，无论如何都要找个人在一起。”

我知道多说无用，只答应说好。

张淑玉：“你爸妈还在吗？”

我：“在老家。”

张淑玉：“你一天不结婚，他们肯定要操心的，我都知道。”

我回头看，黄勇信蹲在路边看着我们，已经不知道抽了第几根烟。

城管出现了

视线上方看到穿制服的人，城管出现了。

他一来，周围摊子的人都走了，但城管看也不看张淑玉一眼。

我惊奇：“城管真的不管你。”

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你看，你又要说我厉害了，其实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

我：“你们吵过架吗？”

“吵过！”张淑玉眼露凶光，手摆动起来说：“不止吵，我们还打过。”

“我的膝盖和他们的膝盖（撞）啊。”她用手拍拍我的膝盖说：“他们让我饿肚子，我就跟着他们，他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们说我耍无赖，但是我吃不饱饭怎么办？”

她回头用嘴撇了撇儿子说：“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儿子精神病，老公脑梗，我这么大年纪身上不可能没病，糖尿病、高血压我都有。”

“他们是照顾我，他们是国家单位，要说怕我一个老太婆？不可能！他们照顾我，我看得出来。”

我问她为什么来上海？

她说：“在老家苦啊，老公只会种地，没出息，我吃不饱。”

这时有女学生来卖红薯，她说话断断续续。

她称了红薯说：“五块六，你给五块吧”。

手机播报收款五块六，张淑玉说了声谢谢。

她坐下来说：“虽然没吃的，但是我一天都没想过不活了。”

说到这里她脸上有点骄傲，说她来上海30多年了，做过保姆、护工，一个人在上海6年，后来老公也来上海了才开始卖红薯。

我：“做保姆辛苦吗？”

她提了一口气和我说：“那比种地舒服太多了，只要把老人家照顾好就没事了。老人53岁，我就照顾他，他睡觉了我也睡觉。”

“一个月有300块，一个人可舒服了。”

我：“你在上海想不想家？”

张淑玉伸出两根手指指着斜上方点了一点：“针没有两头尖，你要是想钱就不能想家，你要是想家你就别出来。”

她继续说：“孩子是自己生的，说不想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每天看时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熬啊。”

“后来在医院，没有家里舒服，那个老人92岁，我就照顾她。”她摇着身体说：“在家里有床，在医院有什么？只有躺椅，很辛苦。”

“但是一个月有600，是那个时候最高的工资。”她很骄傲地说，“后来老公来了我才出来摆摊，一直卖这个。”

我：“那个时候一个女人自己来上海的不多吧，你一个人来上海不怕吗？”

她：“我这个人没怕过，我什么都不怕。”

我：“你当时多久回家一次？”

她：“农忙的时候和他们（东家）说我要回去帮忙，他们就让我回去。和他们讲好就行了，时间到了就回来，讲诚信别人就会信任你。”

我看了一眼手机7点，我问：“你几点睡觉？”

她说：“晚上11点多睡，有的时候红薯卖不完，我就睡不着，没卖完哪来的钱？到早上6点就不能睡了，又要干活了，去进货。”

我：“进货也是你吗？你儿子帮你吗？”

张淑玉摆手：“都是我，他们什么都不干。”

我看着眼前还剩6、7个红薯，终于问起我好奇许久的问题。

“今天的营业额怎么样？”

黄勇信拿着手机，抬头说：“今天不错，卖了750。”

张淑玉笑着说：“说有的时候有1000（元）。”

我默算了一下成本，某多多上一斤烟薯大概在2元左右，她卖一斤8元，但还得刨去前期投入和人工辛苦，看天吃饭等因素……总的来说没有传闻中那么高，但也是一门只要付出就能养活家人的生计。

而这，也是她耗尽力气，喊着“我什么都不怕”，用一双手与一切逆境搏斗，与内心的寂寞抗争，能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了。

突然，黄勇信抬起黑黑胖胖的脸，犹疑着，慢慢地张开缺一颗门牙的口对我说：

“你能看得上我吗？”

我有些惊慌，直接说：“不能。”

接着就是一段时间的尴尬的沉默，冷色调的灯光照在他们的冷峻的脸上，车上还有几个没有卖完的红薯和玉米。

张淑玉让儿子收摊，黄勇信收起了灯，灯上还垂着充电线，按了几下灯灭了。

黄勇信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个便饭，我婉拒了：“我要回家了。”

张淑玉把秤砣咚一声放进了车里，和铁盘子叠在一起。

她上了车，我挥手和她说再见，她回头对我挤出勉强的笑容。

“再见”。

本想给这段为期两天的谈话来一段总结收尾，但是仔细想了想，又觉得不必多说。关于世间百态，就让我们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理解吧。

虽然收尾有些小尴尬事件，我仍认为这是一次难忘且珍贵的交谈。

此外，烤红薯也真的很甜、很好吃。

PS.以防有人打扰到他们，本文隐去了详细地址，张淑玉、黄勇信也均有作化名处理。

/ 图文 林君君 /

/ 编辑 铃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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