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按｜这是《名人传记》“名家书房”专栏之一。犯罪和刑法学专家刘仁文先生书房，是典型的学者书房，有着海量和丰富的法学专业书籍，也有文学、历史、社会学等方方面面书籍。我邀请刘仁文先生推荐五本刑法方面的经典书籍，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认为，尽管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但还是要读经典，要从经典中得到思想的源头和思考的动力。

刘仁文书房

法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

撰文 | 绿茶

认识法学家刘仁文先生有很多年头了，当时我正在一家报纸编副刊，时常跟刘仁文先生约稿，他像一位老道的民国笔杆子，既给评论版写评论，也给副刊版写随笔，笔锋变化多端，常有惊人之语。互联网给传统纸媒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也在报社服务七八年后离开，之后和刘仁文先生就少有联系了。

多年后，刘仁文先生在《同舟共进》杂志上看到我采访很多文化名家书房的文章，加了微信，刘先生问：“那位’绿茶’是你吗？”就这样，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系。很高兴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先生还记得我这个曾经编过他稿子的小编。

当时他正在外地出差，约好回京后一聚，去他书房坐坐。然而，疫情时时反复，这一约又过去了很久。刚好《方圆》杂志记者邀约采访书房，刘先生也想到了我的邀约。约时间不如赶时间，就这么赶到一起了。那天刘先生上午和晚上都在外面有工作安排，反复协调才有了那天下午在他自己书房的那场难得相聚。

刘先生书房正如想象的学者书房一样，满满当当都是书，横着竖着摞着码着，客厅、卧室，能放书的地方尽量多放书。作为刑法学专家，他的书房有着清晰的法律人阅读视界，在《方圆》记者涂思敏采访之机，我粗粗浏览了刘先生书房，以法律相关书籍居多，由于我不懂这个领域，只能望书兴叹，人类的书籍海洋何其之富，法律世界也有着如此书山册海，阅之不尽矣。

其实，刘仁文先生也是“杂食”阅读者，书房里历史、社会、哲学、心理学、文学等相关书籍也相当丰富，刘先生说，因空间所限，非法律类书籍主要放在了岳父母家。有一次，刘先生80多岁的父亲从老家来京小住，老人喜欢看书，但对法律书不感兴趣，后来看到一套“四书五经”才眼睛一亮，拿下来慢慢翻起来。为了留父亲多住一段时间，他从岳父母家又取回一些他认为父亲会感兴趣的非法律类书籍。他也由此受到启发，法律只是人类知识海洋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它不可能拥有文学那样广的读者面。

而刘先生年轻时恰是一名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学法律却纯属偶然。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阅读也始终围绕着这一梦想，没想到最后以全校文科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样一所需要接受严格体能训练的准军事院校，而直接的动机仅仅因为公安大学是提前录取院校，对于懵懂的山村少年而言，可以多一个选择上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当时风靡一时的福尔摩斯神探在潜意识中吸引着他。要知道，在他之前，那个有一千多人口的湘西南小山村，建国30多年来竟然连一个中专生都没出过。尽管刘先生如今已是中国刑法学界的著名学者，但回忆起早年的青葱岁月，那种朴素的情感仍然会不时流露出来。

访谈最后，请刘仁文先生推荐五本刑法方面的经典书籍，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那些深深影响他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他认为，尽管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但还是要读经典，要从经典中得到思想的源头和思考的动力。

小镇少年收到《人民文学》退稿信

绿茶：可否先请您分享一下早年的成长史和阅读史？

刘仁文：我老家位于湘西南的隆回县，隆回虽然偏僻，却也出过《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等不少历史名人。我母亲也姓魏，叫魏源“默深公”（魏源字默深）。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讲魏源的故事，去外公家拜年，也会到离得很近的魏源故居去参观。我从小喜欢文学，特别到了上高中时，我所在的湖南省重点中学隆回二中有一个“默深文艺社”，还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报纸《凤声报》，请冰心女士题写的报名。我当时算得上是这个社团和这份报纸的活跃分子。那时候，学校发下来的作业本都被我用来写小说了，然后四处投稿，有时收到一封《人民文学》从北京寄来的退稿信，看到信封上的《人民文学》字样和北京的邮戳，还忍不住有点小高兴。

后来高考我考了我们全校文科生的应届第一名，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提前录取了。为什么选这个大学呢？一是它在普通志愿之前，多一个机会，二是那时候特别喜欢福尔摩斯，以为上这个大学还能顺便圆自己的文学梦。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很高的。

文学梦到大学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大学期间，自己还悄悄报名参加了《北京晚报》的一个业余文学培训班，应邀到那个班来讲课的有当时名声很大的刘绍棠等作家，我也相继在校刊和外面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小小说之类的作品。

用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打发时间

绿茶：您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幸运的年轻人，读书改变命运在您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刘仁文：是的，考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可以说是我人生全新的起点，之后被免试推荐到中国政法大学上了研究生，1993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刑法研究工作，之后又在职读了法学博士，并在社科院经济所和北大社会学系做过两个博士后，还到哈佛、耶鲁、牛津等多所高校访学或进行客座研究。不知不觉，我已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快三十年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高校和科研机构似乎是冷门，很多年轻人要么下海，要么出国。社科院是一个冷清的科研单位，我刚从热闹的大学校园来到安静的研究所，当时觉得很孤单，于是用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来打发时间。那些年，我什么书都读，可以说读得很野，法律、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等都看。也给《法制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众多媒体写专栏和评论。有时一个约稿需要一个晚上赶出来，常常一写就到半夜甚至天亮。

我20几岁就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这些重量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后来的科研之路，准确说应当是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大体上还算幸运，总算坚持了下来。迄今我发表的论文和各种文章有几百篇了，独著、主编和翻译的书也有几十本了，但是否有留得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接下来能否写出留得下来的东西，这是我近年来开始思考的。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内容，现在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学术活动牵扯了科研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越来越感到，学者还是要以写出能留下来的东西为目标。慢慢求索路，山山景不同，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现在应当到了可以产出一点像样的东西的时候了，关键是自己能否静得下来。

我现在看的书，主要是刑法学和犯罪学方面的专业书籍。但有时也会下单买一些非法律方面的书来翻翻。最近翻阅的一本非法律书是莫言的《晚熟的人》。莫言以前在《检察日报》工作过，我们俩还一起应邀给全国检察系统的文学爱好者授过课。他这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各方面都晚熟的人。不过我也一直主张，凡事不怕晚，就怕不开始。

入世的精神和出世的情怀

绿茶：法律是入世之学，您如何把握入世与出世的平衡？

刘仁文：你说得没错，法律是一门很入世的学科，离现实和权力很近，诱惑多，风险也大，所以法律人在搞好自己的专业的同时，应当多一些合规意识、多一些底线思维，同时还要克服“读律不读书”的局限，尽可能地融入知识界。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指出：“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么他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非法律人士要防止“读书万卷不读律”，法律人士则要防止“读律万卷不读书”。

法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所以法律人必须有入世的精神，但它又有很强的理论性，要求法律人具有出世的情怀。事实证明，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深厚的法治文化和人文精神，是建不成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相应地，如果一个执法者和司法官员，没有发自内心的法治信仰和“如我在诉”的良知，就难免机械执法甚至法律被恶为利用。

目睹诸多周围法律人的荣光与耻辱，我深感慎独对于法律人的重要，也至今觉得自己20多年前在一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一句话仍然有现实意义：“人除非到最后闭上眼，否则即使前面是完美的，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身败名裂。”

当然，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通过制度建设，一方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另一方面把权利放出制度的笼子，通过权利来制约权力。

文学是人学，法学也是人学

绿茶：您既是著名的法学家，又被媒体称为“法学界的文学家”，在您看来，法学与文学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刘仁文：怀特在《法律的想象》中曾指出：“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良好的伦理描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一则关于守门人不让一个求见法的公民进入法的门的文学寓言，至今仍然是西方法哲学无法绕开的主题，以致有人说“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名著都取材于法律题材，像《罪与罚》《复活》《窦娥冤》等，都跟法律题材密切相关。法国在废除死刑的过程中，文学界的很多人出来呼吁，影响力就很大。有很多文学家就出身于法学院，当然也有很多法学家出身于文学院。法学与文学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归根到底，文学是人学，法学也是人学。

“法律与文学运动”和“法律经济学运动”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几乎同时崛起的两个交叉学科，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前者是要把法律往“人文学科”上拉，后者是要把法律往“社会科学”上拉，不过结果却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二者均获得长足的发展，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法律的双重性：它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人文性。

社会巨变中更应阅读经典

绿茶：可否请您推荐五本刑法学和犯罪学方面的经典著作？

刘仁文：古今中外的好书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只推荐五本，我首先推荐意大利的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法》，刑法学的关键词就是两个：犯罪与刑法。这本书在我们专业内那是人人必读的，绝对的经典，它的背景是欧洲启蒙时期，贝卡里亚在刑法领域发出了反对封建酷刑的呐喊，这让贝卡里亚获得了“近代刑法学之父”的美誉。他知识面非常广，运用很多科学的知识，近代刑法的一些基本主张、原理、理念都在他这本书里有体现。而且，他文采非常好，从头到尾读下来一气呵成，让人感到作者那种思想的激情。这本书关于刑法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我影响深远。

第二本，我推荐意大利人菲利的《犯罪社会学》，在我们刑法领域，有一个刑事古典学派，也叫旧派，还有一个刑事社会学派，也叫新派，贝卡里亚是旧派的代表，主要是反封建，提倡人道主义，而菲利就是新派的代表，他指出了旧派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很多不足，对犯罪原因做了全方位的分析，它把犯罪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原因、个人原因和环境原因。菲利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犯罪饱和论”，就是说，一个社会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下，犯罪总量基本上是恒定的，就像一杯水能溶解多少盐和糖一样。这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犯罪成因的看法，至今仍认为犯罪就是这三个原因的排列组合所致，有时缺少一个原因，这个人都可能永远是好人。

第三本，我推荐法国巴丹戴尔的《为废除死刑而战》。巴丹戴尔原先是巴黎的一个律师，后来当了法国的司法部长，协助当时的总统密特朗推动了法国废除死刑。书中说，法国作为欧洲在人权方面熠熠生辉的国家，却是欧洲废除死刑最晚的国家之一。这本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废除死刑的过程是多么的复杂。我长期研究死刑，也出版了《死刑的温度》等著作，所以对于死刑方面的书，自己阅读得比较多，包括加缪的《思索死刑》等。但如果只推荐一本，我就重点推荐巴丹戴尔的这本。

第四本，我推荐法国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传统观点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但是，我们现在的犯罪主体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孤立个人了，像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这些犯罪的危害要比单个人的犯罪大得多。这本书解释了为何像德国这样一个理性的民族，民众会在纳粹时期失去理性，被煽动起来。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参与犯罪的“乌合之众”是怎样被卷入到共同犯罪和犯罪组织中来的。

最后，推荐英国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边沁的书阅读起来需要一些耐心。本书涉及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在哪里？刑法介入的边界在哪里？法律的惩罚功能和奖励功能如何有机融合到一起？这些都是刑法甚至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性问题。如今，司法案件层出不穷，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应该回到刑法与犯罪的本源性问题去思考。

五本书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不过隔行如隔山，一个人如果能在每个领域都读上五本书，那也不简单。想起钱锺书先生曾经说过，他这辈子没大的遗憾了，因为想读的名著都读过了。对比起来，我想读而没有读的书却太多了，为了不留下大的遗憾，让我们一起来读书吧。还是要读经典，时代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们仍然能从经典中得到启发。

书房主人：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中国警察协会学术委员。

（首发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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