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彭小兵，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彭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务治理。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发展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旅游的人口反虹吸效应、经济提振效应和基建带动效应能够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然而，在两者衔接的路径中，乡村旅游业又存在市场发育不健全、产业联动效应不明显以及战略衔接不系统的问题。通过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多层次分析，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路径为：微观层面以市场培育为核心，兼顾生态文明、创新竞争、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中观层面积极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作用，探索现代化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系统发展模式；宏观层面以中央政策为核心，因地制宜论证各项战略在本区域的有效衔接路径。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我国农村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目前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的态势日趋明显。面对这一形势，政府长期奉行的是一种单线型行政推动逻辑，即依托行政权力的话语权推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布局，发挥其在目标规划、资源动员、项目整改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外部的推力来拉动乡村振兴。单线型的政府主导又会诱发外敷化效应撤离后的乡村振兴动力缺失、发展成效反弹的“钟摆效应”，导致部分乡村出现政策动力效率低、村民增收乏力、现代化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缓慢等现象。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长效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即推进和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因或内部条件。乡村的发展应在内部寻找源泉和根本动力，且必须是从该群体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转移过来的。具体来说，内生动力源于乡村社会中的个体成员，个体成员在特定的利益规则下自发采取有针对性的、持续性的行动策略。为了更好地解释内生动力的生成条件和双向互动性，本文将乡村发展的场域分为：以村民主体、资源禀赋、乡土文化等要素组成的内源系统和以行政力量为主要结构的外源系统。内生动力有别于外源系统中的推动力量，它是一种内生性、根本性、持续性的系统动力，发挥着破除乡村下降式发展趋势，并以新的增长点带动乡村转向现代化、智慧化的作用。内生动力根植于乡村内部主体行动的自觉性，依靠群体行动对内源系统中的资源组合条件、产业结构形态、文化价值理念等要素进行挖掘、再创新，从而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同时，外源系统对内源系统的动力输出给予发展评价、制度供给的条件反馈，促进内外联动。这既增强了内生动力的环境韧性和风险应对能力，也实现了乡村振兴动力的稳固化和常态化，因此，比较于政府单线型的行政推动逻辑，“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机制更具灵活性和适用性。

从研究路径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内源系统中乡村价值要素分析和外源系统中政府行为制度研究两方面。在内源系统的价值要素分析方面，农民主体意识和行动的双重自主性觉醒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开端，资源是内生发展的前置条件和逻辑起点，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精准对接要依托于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能力和市场经营能力，以政策关怀和现实行动深化村民认同和支持；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载体，具有财富之母、农业之本和农民之根等多重属性，农民对土地产权的拥有是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动力，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农村、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并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以村社文化为基础形成的村社理性调和多元价值冲突，维系村社内部的社会秩序，是乡村治理内在稳定性的重要保障，内源系统中的价值要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在外源系统政府行为制度研究方面，政府在政策供给、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等方面发挥着引导、支持和推动作用，是农村产业融合外部动力机制的源泉，应从“价值-制度-角色”维度出发，建立一个责任政府，实现由政府推力到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转变。乡村振兴必须置于城乡融合的架构中整体推进，并且以新型城市化战略来引领。人口与产业的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引导乡村产业高效健康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步骤。大数据是农村产业链条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信息技术的投放与使用量。乡村治理的法制化弥补了农村经济市场化中的组织缺位现象，降低了金融惠农的风险性，在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权，规范村民主体行为等方面不可或缺。

上述关于内源系统和外源系统的研究路径为乡村振兴的推进提供方向，也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1）面对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乡村主体的差异化，什么样的行动逻辑能解决乡村发展的核心限制问题？（2）在内源系统中，哪些因素是关键性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如何激发内生动力？（3）乡村振兴的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是什么样的关系结构，如何统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命题？基于此，本文通过对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案例的分析，提炼出“参与-反馈-响应”的行动逻辑，并研究在该行动逻辑下内生动力的生成条件及作用路径，对乡村振兴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农民只有以构建者的身份参与到具体的农村社会生活中，并对其行动作出反馈，进而规范和整合农村社会生活中各种行为的价值评价，才能在根本上形成长期有效的内生动力。学术界基于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将上述行动逻辑概括为“参与-反馈”模式。该模式是对以“原则-秩序-标准”为依据的“投放-遵守”贫困治理模式的逻辑优化与动态调整，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动员以及农民主体地位的回归。根据乡村建设的多阶段性和内外系统的交互性，将上述模式延伸为“参与-反馈-响应”的行动逻辑。该逻辑强调内生动力的决定性作用，并在内外系统的交互中实现内生动力的多重检验和深度融合。“参与-反馈-响应”模式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逻辑要求，也是内生动力与外源系统进行反馈响应的必然选择。该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有明确的行动路径：一是主体行动挖掘内源系统中的关键变量，明确各变量的逻辑关系和条件层次，组合作用激发持久的动力效应；二是内生动力由内到外，借助外在的条件响应，提升其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

确定乡村振兴内源系统中关键性变量对激发内生动力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群体的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主体功能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学者认为应把“以农民为本位”作为我国乡村振兴的核心，主张将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注意的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根本性和我国乡村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乡村振兴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农民的主体动员也是“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建设的重要开端。第二，产业融合发展是解决农村及偏远地区深度贫困的有力武器，而产业互通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必然要求。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并把建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作为实现产业兴旺的路径之一。产业融合是对农村劳动生产率偏低、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农业利润时滞性等弱质性特征的有效应对措施。产业融合作为经济引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选择，也是内生动力生成的必要环节。第三，村社理性作为一个集体层级概念，内生于乡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其谋求村社整体权益最大化的属性，是乡村振兴中关键的几个环节。乡民聚集性的生产生活中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合作博弈中孕育出的村社理性，能以较低成本保持主体行动的持续性，是价值层面的号召。以村社理性为基础形成的乡村社会治理秩序，具有保护型经纪功效，缓解模糊利益冲突，化解产业融合中外部性风险，稳固集体利益的作用，是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保障性变量。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乡村振兴内源系统中的三个关键性变量，即主体动员、产业融合、村社理性，同时明确外源系统中的条件支持作用，构建出“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的理论框架。

图1“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

内生动力模型的搭建为乡村振兴的“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提供必要的研究框架（图1）。该框架以乡村发展的行动过程为线索，将乡村发展的环境分为内源系统和外源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内源系统中关键性变量的互动耦合和外源系统的条件支撑以及内、外系统在“反馈-响应”中促成乡村振兴的长效发展机制。在图1呈现的研究架构中，内源系统、外源系统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互动阐释如下：

内生动力模型中的内源系统

内源系统中的主体动员、产业融合、村社理性的价值联结和相互作用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具体表现为：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乡土价值的认同是激发主体性内生力量的重要手段。“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村民主体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作出选择，在产业化和合作化的推进中深化参与的角色认同，并在制度约束下，逐步转向自主选择意识强、主动服务于村庄发展的综合型角色；产业融合以农业为基本依托，以产业化经营组织为引领，以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实现乡村振兴内源系统中多价值要素的融合。产业融合既产生最直观的经济效益，提高村民主体收入；也衍生出一定的村际社会效益，加强村民经济性联系的同时也强化主体行动意识和以村社理性为支撑的合作机制；村社理性在要素配置与社会治理领域具有弱化风险、维护稳定的作用。在以村社理性为支撑的合作模式下，乡村集体的利益能最大化地保持，并使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达到平衡，一来依托村社内部动员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二来加速产业融合，扩大乡村振兴的价值内涵。

内生动力模型中的外源系统

以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力量主体构成的外源系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外源系统促进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政府引导，保障乡村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提供制度供给和资源链接的条件便利；二是对内生动力进行多重检验，使其更加贴合人民需求和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要求。

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的关系互动

内生动力的激发是乡村主体有机“参与”的结果，内生动力的效用不局限于内源系统，其传导路径具有双向反馈性，一是直接作用于乡村内部，以长效持久的动力拉动乡村振兴；二是走出内源系统，反馈到外源系统。外源系统对内部的发展需求给予如政策供给、资源链接的条件便利。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振兴的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的边界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是一个交互流动的状态，外源系统的条件因素可能转化为内源系统的动力因素，如：乡村人才、技术工具等。

案例引入与分析

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讨论“参与-反馈-响应”的行动逻辑对于内生动力激发的情境适用性以及内生动力形成后与外源系统交互传导的发展路径。案例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经济现象中的事例证据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案例研究需满足：研究问题的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从案例研究的问题类型、适用程度来看，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这一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满足问题研究的基本要求，对“参与-反馈-响应”的行动逻辑有较好的印证作用，具有典型性。具体表现在：袁家村先天优势不足，抗击经济风险的力量薄弱，加上劳动力外流，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活力逐渐丧失，同时外部财税体制改革，传统水泥产业凋敝，乡镇企业发展受限。可以说，袁家村早期的发展困境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具有代表性。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下，袁家村转变发展思路，以激活内生动力为契机，确定关键性变量，同时依托外部环境的便利性，实现跳跃式转变，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羊，具有现实性。基于袁家村的实践经验，本文抽象概括出“参与-反馈-响应”的行动逻辑，进而探究内生动力的生成机制，对研究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案例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前，那时的袁家村地无三尺平，沙石到处见，是当地有名的“烂杆村”。20世纪70年代末，在老书记郭裕禄的带领下，村民们艰苦奋斗，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改善村民生活，袁家村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转型，一跃成为闻名十里八乡的“小康村”。然而2000年后，国家在整顿、清理“五小企业”的过程中，袁家村的部分工业企业因高污染、高排放被要求限期淘汰和关闭，水泥加工的支柱产业也于2007年被叫停。加之劳动力、资金外流，袁家村开始走向衰落。进入21世纪，新一代袁家人富而思进，力求创新，在明清传统村落旧址上打造“关中印象体验”，走上了发展乡村民俗旅游的道路。

袁家村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通过股份制改革，组织农民发展集体经济，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形成农户与协会组织的利益共同体，于竞争中谋求合作，在乡村的整体性发展中实现个体参与诉求的有效满足和正向激励。在外源系统中，袁家村采用“进城出省”模式向外传输先进经验，也带动了袁家村品牌走向全国。2019年，袁家村的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逾10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0万元。全员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使传统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

案例分析

1.主体行动：

聚村民之力量，合发展之大局主体动员是乡村振兴的行动前提，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的根本力量。袁家村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乡村建设要突出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在有效的权利范围内，强化利益连结的纽带关系，打通村民合作的资金、制度限制障碍，激发村民行动活力。村民的主体行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主体三个方面。第一，经济性主体。经济性主体即村民在经济活动中掌握主动权，能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取收益。袁家村股份合作的集体经济经营形式和利益共享机制为村民经济性主体地位提供了行动空间。采用“基本股”对集体资产进行改造，在股权持有方面：集体保留38%，其余62%量化到户，允许以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折价入股。同时，保留村民对集体股份的自由准入权，促进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联产联业、联股联心。第二，社会性主体。这里的社会性主体要指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角色。袁家村在“一套人马，三套班子”的基础上设立村民议事厅、乡贤理事会，由村民代表和村委骨干组成，接受来自村民和其他社会力量对村务事项的监督。小事归村民，大事靠村委，形成双事分流的议事制度。袁家村以村集体及乡村自治为主体的治理体系无疑是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内核，实现了村民主体与乡村发展的内在衔接。第三，文化性主体。以价值理性为内核的乡土文化是防范农村内卷化的重要方式。以村民为创作主体，最大限度地保留“关中腹地”印象，从而也形成了袁家村独特的民俗文化。从改革开放初，在村集体的支持下，村民捐资购买戏装到皮影戏、弦板腔的传承再到融生于生活场景中的剪纸、木板年画、陕西快书都是村民主体文化性活动的结果。让“袁家人讲好袁家事”是袁家村一贯坚持的文化发展原则，既增强了文化的价值性约束作用，也提升了乡土文化的本土味道。

村子跟以前比起来确实不一样了……村里有什么大事都会第一时间召集大家，也会考虑我们的建议……想要开店经营的，村委会统一进行技术培训，没能力的也会给一定的补贴……到年底，每家每户都会根据整个村子的经营收入有一定的分红，村子好起来了，我们老百姓也就富起来了……

主体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只有农民参与和主导的乡村振兴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在乡村发展的内源系统中，袁家村确立“主体动员”这一关键变量，依托村民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实现高效参与，引领产业融合发展和深化村社理性价值。

2.产业融合：

多级并驱，点燃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袁家村的产业空间叠合、集聚集群和网络发展的形态是“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内生动力生成的具体路径，其产业融合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产业调整带动产业聚集、细化。袁家村以民俗旅游为主题，在合作社的基础上，打造了作坊街、回民街、小吃街、酒吧街等10条特色旅游街区。这种归类、聚合调整带动不同产业形态的聚集和细分，产生了空间叠加效应，具体表现为“前店后厂”的生产销售模式。“前店”保证了“关中印象”的体验式消费，“后厂”三产合一，实现产品生产、设计、加工到终端销售链条的完美配合，从而做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利益最大化。第二，反同质化竞争，保障利益分配。在袁家村的产业化链条中，同类产品只允许一个生产者存在，形成了完全垄断的市场保护机制。店铺实行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以质量为标准从认领者中挑选，按照传统的手工艺进行生产，并根据实际的经营能力进行动态调整，做到“一店一味”。差异化的经营形式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协作共赢的合力局面。第三，经纪人保护，产业融合对外输出。在既有的经营规则和市场机制下，采用惩罚措施，及时发现、制止问题产品。袁家村以村民委员会为主导成立的关中印象旅游有限公司，也充当了一种经纪人的保护角色，其主要的工作职责是统筹村内旅游业务管理，连结农民合作社中的农民和市场，向外传输关中产品。从长远来看，关中印象旅游有限公司是对外交流的窗口，在拓宽旅游项目、向外推广方面起着重要的保护、经营作用。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旅游+”的模式呢？因为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业态，涉及的行业方方面面，旅游搞起来了，有了收入，村民也就活跃起来了。比如现在我们发展了一批小吃街、酒吧街、作坊等新的生产合作经营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袁家村的品质。同时“大品牌+小品牌”将是我们走出去的，尽管前期会比较困难，但营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实际上是增加了乡村的造血功能，是长久的。

产业融合在对乡村既有资源二次挖掘的同时，也推动其走向市场化行列，在市场竞争中确定乡村产业发展的具体方向。袁家村精细化的产业融合体系是“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内生动力生成的关键一环。乡村振兴应以产业融合为线索，串联起村民主体、资源禀赋、市场环境等多种结构要素。在产业融合、互通中提高村民收入，完成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型升级。

3.村社理性：

维稳发展格局，破解乡村治理困境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的深度参与带动村庄整体性跨越式发展，这与袁家村内“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村社理性的运行机制是一致的。村社理性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反映在乡村内部是群体成员间的相互扶持、集体约束。比如，路边摊等低成本业态都交给失去劳动能力或者为村子作过贡献的村民经营，让家家有生意，人人能就业。关中印象地开业前，村民都担心没有客源不愿意搞农家乐，郭占武书记就带头自家先开办农家乐，带领村干部开着宣传车，走街串巷介绍村上旅游规划，并推出补助政策，劝说村民将眼光放长远一些、考虑农家乐的前景和长远利益。村民层面，自发组织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与反思，设立“农户道德讲堂”，对可能出现的膨胀攀比心理进行教导，把富而不骄的乡村风气保持下去。

当初修祠堂时，每家每户都很支持，该出钱的、该让地的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行动起来，只要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乡亲们都会选择支持……虽然现在大家的日子好了，但生活状态还是跟以前差不多，针对村里出现的一些奢靡、过度浪费的行为，村委会设立“道德讲堂”对其进行教导、教育，倡导良好的生活作风……

基于血缘关系的村社理性慢慢衍化出保护型功能，在乡村的空间范围内，凝聚社会力量，借助熟人社会的特质完成资本积累，实现产业升级。现代性的村社理性是乡村振兴内部动力模型的维稳器，起到降温缓和、维稳镇静的作用，激发村民团结一致、合力而为的行动意识。

4.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的“输出-输入”反馈性评价外源系统对内源系统的条件响应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政策支持。在第一阶段礼泉县委、县政府为破解“三农”问题和推动县区经济发展，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方案和决定。比如，2012年先后推出《关于加快实施“旅游兴县”战略的决定》《关于促进农民增收“一县一策”实施意见》等相关鼓励性政策文件。以县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力争力量的积极引导，为袁家村创新性试验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政策保障。第二，资金援助。县财政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配套上向袁家村倾斜，每年拨200万元专项资金对包括袁家村在内的农家乐给予扶持，优先考虑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项目，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在税费上进行减免甚至奖励。第三，名片推广。关中印象体验体验地建成之后，县委领导班子主动做袁家村的义务宣传员，带头打造“采摘节”“民俗文化节”等特色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考察；推动袁家村走出礼泉，走向全国。乡村振兴是一个动态的长效过程，袁家村也一直基于外源系统的评价反馈和条件支持作出理性响应，继续走好“旅游+”的产品之路，以大品牌带小品牌突出文化创意的造血功能，完善大业态的品牌布局，在既有思路和经验的支撑下，保持袁家村味道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

袁家村聚焦于内源系统中关键变量的动力效用，并在外源系统的反馈支撑下提升内生动力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完成乡村发展的转型升级。这是“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的现实推进，对研究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结合具体案例，在内源系统中要从增权赋能，盘活主体性动能；产业融合，撬动乡村组合型力量；村社理性，深化价值认同三个方面激活内生动力。

有效参与的内源式动力激发：参与-反馈

1.主体动员：

增权赋能，盘活主体性动能“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农民行为的主动性关系着乡村振兴效果的持续稳定性。内生动力的激发，要重视主体动员的关键一环，在保障村民主动性地位的同时给予充分的权利自由，配以灵活的政策手段，优化利益分配，强化力量支撑。

第一，增权赋能，扩大村民主体行动空间。权利是行动的基础，利益是行动的保障。袁家村在生产上松绑、政治上赋权，引导村民在主体行动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增权赋能，尊重村民主体行动意愿，平等经济参与权利，放宽集体产权制度下经营主体的准入标准，鼓励多种形式的要素流动，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在乡村建设的每一环都可以听到村民的声音。在投票选举、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行动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村民自治功能，保障乡村建设让村民满意。

第二，优化制度安排，减轻主体动员的行政束缚。袁家村在农地征收制度改革中：完善土地征收程序，提高征地补贴标准，建立长效的补偿机制，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明确集体产权制度的功能定位，制定合作社的章程规则，接受村民、社会监督。在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交易规则中加入有效的政府监管、激励手段，保障其公平性和透明性。在生产流通中扩大宅基地流转使用范围，盘活宅基地使用方式，增加农民的效益收入。乡村振兴更应从社会保障、就业、医疗等方面给予农民长期的政策支持，减轻乡村弱势群体的行动障碍。

第三，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保障村民的主体行动意愿。袁家村针对不同社会层次的村民采用倾斜性原则，施行差异化的帮扶制度，兼顾主体的差异性。建立平衡的利益共享机制，杜绝“空壳”项目，打击恶意骗取惠农补贴行为，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交易监控机制。

2.产业融合：

资源整合，撬动内生发展力量产业融合是在整合乡土资源的基础上以优势产业为突破口，改造不合时宜的资源分配方式和产业结构形态，以外部市场为导向，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再造。袁家村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方面：一是加强对乡土资源的整合，重点推进土地流转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减轻行政性束缚，促进资源向产业互通的方向转进；二是确立优势产业，以乡村旅游业为主线，连接闲置资源、剩余劳动力，逐渐形成三产带二产，倒逼一产的产业融合方式；三是建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利益连结机制，按照风险共担、合作共赢、激励导向的工作思路，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新格局；四是做好政策鼓励和产业融合探索激励，借助“乡村新闻官”的作用，以大品牌带动小品牌，注重品牌建设，推动乡村优势产业在市场中形成规模品牌效应。

3.村社理性：

利益联结，深化价值认同村社理性蕴含的价值理性是“参与-反馈-响应”模式下乡村振兴的保障性力量，在要素配置和与社会治理中具有弱化风险、降温维稳的作用。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内源系统的动力模型中黏合主体动员和产业融合的关键性变量，平衡利益冲突，深化价值认同。袁家村的基层党组织重视农民的首创精神，对农村出现的自发性合作组织，只要有利于乡村的，就可以落地执行；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加快合作组织建设，深化村社理性的组织基础，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消除不利于组织合作健康发展的障碍。同时着眼于乡村内部，培养乡村精英，扩大领头主体的带动作用；引入现代化人才培养、吸收模式，鼓励多层级的文化群体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有策略、分类型地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保障村社合作机制的稳定性。

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的双向互动：反馈—响应

主体动员、产业融合、村社理性联结生成的动力需要输入到外部环境，一来是向外展示内部结构重组催生的动力变化；二来吸收消化外界的反馈，对乡村发展的内部环境做适当调整，与外部形成响应，乡村振兴的内源系统和外源系统统一于内生动力的发展路径。

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的反馈互动是以改善乡村内部经营环境、提升内生动力外在适应性为目的的。乡村这一发展主体首先要在众多的条件支持下寻找有利的发展机会，借助外源系统中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市场优势和资源链接能力，来弥补乡村内部资金匮乏、经营能力有限的短板，创新乡村振兴的工作模式，实现内外联动“1+1>2”的良好效果。其次，内源系统要选择性吸收外源系统对乡村阶段性发展成果的评价反馈，在政府的引导下，调整内在发展节奏，更好地适应外部市场环境。最后，乡村应在“反馈-响应”的行动步骤中强化对内生动力的多重检验，形成乡村振兴稳固的动力发展机制。

结论与讨论

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对象，通过对乡村发展内源系统中的价值要素分析并确定三个关键性变量：主体动员、产业融合、村社理性。具体来说，主体动员是组织基础，产业融合是经济引擎，村社理性是价值保障，这三个变量的相互衔接和组合作用激发了内生动力。同时，内源系统和外源系统构成乡村发展的动态环境，内源系统的动力向外传输，与外源系统进行反馈响应，提升内生动力的环境韧性和生命力量。上述乡村的发展逻辑可以概括为“参与-反馈-响应”模式，该模式强调内源系统对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决定性作用。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增权赋能，减轻村民主体的行动障碍，扩大其涉农事务的管理权限；其次，整合资源要素，加快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小农户与乡村特色产业的包容性衔接；最后，建立共享性利益共同体，增强村庄成员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合作，平衡好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乡村在政府的引导下要理性借助外源系统的条件支持，突出信息共享服务、三农技术创新、财政资金援助的支撑性作用，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环境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由于研究问题的有限性，本文未就乡村振中内源系统的关键因素如何有效联结、发挥效用作出具体的解释；同时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的边界在哪里，外源系统中的条件反馈如何渗透到内源系统当中，如何提升内生动力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这些问题仍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深入思考。

来源：《农林经济管理》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