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宗锋

陕西省翻译协会要召开成立三十周年（2010）庆祝大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马珂老兄嘱我一定要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感想。在陕西省翻译协会我是小字辈，但回头一看，加入协会已经有二十几年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86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就读研究生时加入协会的，当时协会成立了一个青年委员会，给我发的会员证上写的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我爱上翻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偷偷地翻译东西，并偷偷地投稿，因为害怕发表不了被人笑话。那年月发表一篇文章，可不像现在这样简单。记得大学毕业的1983年，《读者》（当时还叫《读者文摘》）发表了我编译的一篇小文章，我的几位同学都来信问我，那篇文章的译者是不是我，当他们确认译者的确是我时，都为有我这个会翻译的同学而骄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如火如荼，不像今天，动嘴的多，动手的少。正是在这股大潮的影响下，我一直在做着自己翻译家的梦。加入了翻译协会以后，我遇到了许多自己很钦佩的老师，如孙天义、徐启升、周式中、安危、陈孝英、杜瑞清等。加入翻译协会，不仅使我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学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我钦佩的人身上，也学到了不少让我一生做人和做学问的品质。译协就像个大家庭，让人感到温暖。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虽说是学外语（特别是学英语）的人多了，但真正能从事外文和中文互译的人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颇多，但我认为目前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也反映在了好多外语学者身上。

早在近一个世纪前，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学无中西”，面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他曾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他指出，国人对西学的了解和洞察，必须以深厚的国学为基础。

翻译协会的老一辈学者，他们个个都是具有深厚国学基础和外文底蕴的实干家。我说翻译协会让我长大，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学者们的导引，我可能还是在翻译这块领域里摸着石头过河。

1941年，潘光旦先生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起草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名文《大学一解》，提出了“从游”的师生关系说，他在此文中写到：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并动犹游水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就翻译来讲，亦是如此。如果没有译界的大鱼带我们这些小鱼，我们极有可能会跟着王八游。到时王八游上了岸，我们也会跟着游上去，王八很潇洒地爬走了，而我们则会成为白肚朝天的臭鱼干，所以说，不论干什么，都要像《圣经》上说的那样“物从其类”。翻译不仅仅是会几个外文词汇就能从事的事业，只有对自己所学的外文以及自己的母语有了“立体的懂”以后，方能是也！

周振甫先生在其所著的《怎样学习古文》一书的第一章，强调的就是“立体的懂”。他在书中说，读了一课书，记住了多少生词，记住了多少句子，这只是“点线的懂”。记住的生词是点，记住的句子是线。点线的懂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具有不同的用法，记住了一个字的解释和一种用法，碰到了这个字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读一课书，记住了这课书中的生字，记住了这课书中的句子，这叫平面的懂。平面的懂只懂得这课书中的字的意义和用法；同样的字，在别课书中，它的意义和用法假如有了变化，就看不懂了。因此，平面的懂还不够，不够解决一个字的解释和用法的多种变化。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渐渐懂了。比方读 《论语》，开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 次，当读到十几次的“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懂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的“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懂得更多了。因为熟读背诵，对书中的有“仁”字的句子全部记住，对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对于“仁”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对于“仁”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全都懂了，这才叫“立体的懂”。

周先生的这段话对于学习外文的人来说，也是极其有用的。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中的“仁”字换成一个外文词，把其中的《论语》换成一本外文名著，给我们教诲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他在书中还说：“学会读古文跟学会读外文相似。我向语言大师吕叔湘先生请教，他小时候怎样学外文的。吕先生说，他小时候读外文，老师要背，不是整课书背；老师挑出其中精彩的段落来要学生背，精彩的段落不长，可以背出。这次背出一段，下次再背出一段，积少成多，就背出不少段落了。这是吕先生他们所以对英文有立体的懂的原因。”

在翻译协会的二十多年，让我从一个毛头小伙成长为一名小有成就的翻译工作者，使我受益良多。想起了多年前写的一篇发表在《教师报》上的文章，记叙了译协的活动和我个人的感想。这场活动不过是省译协三十年来诸种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给我的印象，是对人灵魂的一次洗礼。译协就是这样，在无数次这样的活动中，使我们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