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二号那天，我抬头看天，看见树上挂着两条裤子。一条是黑色的长裤，挂在墙根的广玉兰树枝上，裤管伸展成字母M的样子，像是两扇暗黢黢的门。另一条是白色的短裤，戳在楼后面矮一点的冬青树顶上。往年的三月天，我应该正和女儿四处享受春光。今年，我们困在小区里绕圈，看鸟、数墙内墙外的公寓楼上曾经掉下来过，又无人可及的裤子。

我的小区，地处上海市中心三区交界处。东北面与一所小学一墙之隔，东南面是老洋房群落。四栋高楼，五百来户，一片中心绿地。

三月十八号往前，小区因为一例新冠确诊，封闭多天。四月一号往后，又因一户确诊，在上海停摆的两个月里开开合合。

浦西全城停摆的第二天下午，小区里就有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遭遇较严重的心绞痛，呼吸不畅并伴有放射性的背部紧张感，家属面临要不要送急诊的两难。这成了我们小区自发组织的应急医护群的第一个“会诊”案例。

三月底眼看停摆将近的时候，楼长和志愿者讨论了要不要筹备医疗自救的事情。我曾经是统计学助教，也学过心肺复苏和应急抢救。小区内人数x急症发病率x可能的封闭时间摆在那里，这事应该是刻不容缓的。

“但是小区有没有医生呢？”

“医生会不会愿意举手呢？”

“给出意见会不会制造医患问题呢？”

伙伴有担心。最后我们决定“不管了，先做了再说！”这成了后面很多摸石头过河行动的理念参考。在3月31日早上10点，我们发布了对小区内志愿医护和有医疗应急培训经验的邻居的征招，末尾附上一条“施救和求助行为为双方自愿。施救和帮助行为受《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184条（好人法）保护”。半天之内，找到了十一位医护和专业民间人士——家庭医生、口腔科、消化科、各类外科、创伤整形和心脏急救，专长多元。医护志愿者的信息在大门关上前的几个小时被分享到了小区群里，带着他们各自的昵称、专业和电话号码，而具体的楼栋室号留了一份在物业那里，以备电联不上时敲门之需。

从二号下午3点多到晚饭之间，志愿者遵医嘱，从邻居群里为心绞痛老人觅来硝酸甘油片、血压计、血氧剂、制氧机，甚至还借来了一个EKG心电图手表，又把三位“主诊”医生的问题翻译成通俗可操作的建议给患者家属。大家还和居委会保持沟通，预开了紧急出门证。老人的症状处于一小时一次的监控下，病情略略起伏了几次，终于稳定下来，一夜安眠。

此事过去之后，家庭医生整理了一份简单的病情诊断基本信息收集表，成了我们小区内求医咨询的非正式“护士台”初检工具。应急医疗团队在后面的两个月里又帮助了肾结石发作的邻居、手外伤的孩子、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肾病复发的老人、摔跤疑似骨折的邻居，想打疫苗又不了解禁忌症的基础疾病患者。因为他们的专业意见，居委会在开具医疗通行证的时候也多了份理据和对居民需求的让渡。

平时保持礼貌距离的邻居，抱团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医疗问题。自始至终，各位求助者只知道建议来自小区几位医生的非正式“会诊”，并不具体到医生个人。我们促成有用信息共享，又保护挺身而出的个体隐私和利益，医疗互助成了小区开发“公共服务”的成功破冰尝试。

“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居委有1300箱大礼包要运来小区发放给小区和周边居民。希望志愿车队能够帮忙出3-4辆大车一起搬运。”

四月过去一半，我们又成立了一个近30辆车的私家车车队。当初成立这个队伍是应一位无车外国孕妇的提议。听到那段时期救护车等待时间的信息让她和几个高龄孕妇很不安，希望邻居能相助。

没想到成立之后的第二天就遇上街道发物资。虽然送人变成了搬东西，但是困顿半月，没开上车、增上肌、非常希望做点什么的众人都摩拳擦掌。群里接龙报名的时候不忘吆喝自家后备箱多大多管用。

集装箱卡车卸货点从距离小区1.2公里的附近中学门口，最终变成了250米外的街角。车队沿着单行线绕小区一周即到。想象中的空马路驰骋变成了打火给电瓶充一分钟电的游园活动。不管怎样，办完事总归帮上了之前用板车一车一车给小区拖带鱼和猪肉的居委会小姐妹们。

应急车队之后又跑了几次急差。帮邻居见到了病危的家人，解救大人于半夜的剧痛，处理跌跤孩子的臂伤。虽然为了减少感染风险，我们的应急指导原则是“送到医院门口、下车即止”。但对于不过夜的事情，出车的司机总会自发等到邻居看完病，载着他们安心回来。

“你们慢慢来，有时间没关系。”

“不急不急，我睡很晚的。”

我看见最晚的那次互道再见发生在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零六分。

第二次阳性过去之后，小区进入了漫长的“防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绿地周围日日人声鼎沸。跑圈的、走路的、骑车的、滑板的、踢球的、飞盘的、追逐的、群舞健身的，成了人体间距两三米的布朗运动。

那天下午，邻居投诉，孩子在楼下玩耍的时候起了纷争，自己的孩子脸上手上被丢来的树枝戳破了皮受了委屈，犯事的孩子找不到了。“能不能请您在大群里说说这个情况，太气人了。”

何止是孩子之间呢？这段时间最让人头大的事情就是大人和大人的吵架。久蒸久晒，几点做核酸，下楼有没有拥堵，口罩戴没戴好，阳台音箱放了几分贝的事情都有机会成为一通争执的暖场。而谁该听谁的，谁更有道理，谁讲道理更有道理、该讲道理还是讲感情这样的根本争执上了头，更是为物理的困顿又添上了精神的逼仄。

我想了想，在群里写了一下受伤孩子描述的情况和另一位涉事孩子的穿着，没有配发照片。“如果您是另一位涉事孩子的家长，也觉得这是一个孩子可以学习成长的机会的话，请联系我。如果您认识这位孩子的家庭，请提醒一下家长有这么一件事需要关注。”

五分钟内，涉事孩子的妈妈找到了我。第二天，两位原本不认识的、说不同语言的妈妈就带着孩子在儿童乐园见面和解了。第二位妈妈说，“谢谢你用这种方式寻找到我，为我们留了余地。”

在这段日子里我收到很多关于疫情和人的说法。比如“疫情是个照妖镜”这句话出现在了彼此无关的12个聊天群里。又比如人必然会被环境“异化”，有分歧的群体之间很可能“分化”。于此同时，我又在小区里拉了不少架，也时不时被其他的声音劝一句：“让他发泄一下，松一松吧。”

规则之外还有情理。情理之外还有宽容。我近距离看到自己的社区如何在压力环境内用多元的声音和留出的余地一次次自愈。

解封前的最后一个周五，晴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那晚的7:30PM，我们在草坪上为孩子们做影片连映——1962年的动画经典《没头脑和不高兴》和2020年的自然纪录片《小小世界》之花园动物。

第一次尝试组织在草坪放映露天电影是五月七号。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报备绕了一圈，被“暂缓”了。五月二十一号，拉着更多的志愿者再次尝试，终于获批。前提是保持社交距离，最多20户人家上草坪。

有过上次的放映，到了二十七号，小区能看露天电影的福利已经人尽皆知了。儿童专场“入场券”在半小时内被抢完。7点多，送孩子来怀旧品新的家庭已纷纷落座草坪。

地拉幕布是我用一瓶梅酒跟一位热心的邻居永久租借来的。投影仪来自下沉党员。高功率拉杆音箱来自楼里的健身博主。短短一个多月，我们已经有了公共记忆和情谊，一呼即应。点亮屏幕，我们又集体失忆，让近两个月的荒诞暂时离开60分钟。

那可能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光映在孩子们脸上，我听到他们百分百纯粹的笑声。同层的邻居爸爸拍了几张照片。幕布的反光很亮，我加了个点彩滤镜把照片发了出去。朋友说，这张看着好像那幅名画啊。她说的是“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

一天天的，进出开始变容易了。这天我到医院处理了一下耽搁了两个月未复诊的耳疾。女儿也被我带在身边——这段时间我们两个相依相伴，她早习惯了做我的拖油瓶。医院里人很少，耳鼻喉科颇内向的熟悉医生比以往都更热情一点。检查完耳镜，他突然让我把指甲给他看。“难道这是要检查我是不是用龌龊手指掏了耳朵？！”还好，最近一直频繁洗手的人，伸出指甲来也没有在旁边的四岁小人面前丢脸。

“嗯，这个手无名指指甲上有一个白点。”他面露狡黠。

“这个……跟耳道感染有关系吗？”

“没有直接的关系啦。但是一般人的指甲6个月从指根长到指尖。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半月前过了生日，吃了蛋糕。我没有看你的病人档案哦。”他抖出了包袱。

当了一次蛋糕团长的我面露惊奇。女儿听到“蛋糕”两个字，竖起了耳朵，朝我看看。

“一般生日会吃很多蛋糕，碳水会影响体内的锌元素，指甲的角质就会长出白点。我这几天已经猜中了5个病人的生日了。猜一个中一个！”

这位医生一定是坚守无人就诊的耳鼻喉科，空转了一个多月，又闭环住在医院两个礼拜寂寞坏了，于是用这个猜病人生日的游戏寻开心。若不是提到指甲上的这个“年轮”，我大概已经选择性遗忘封闭期间的生日了。这61天，日复一日，有些许高光，更多的日子却糊在了一起。

下午，我最后一次习惯性地在小区里绕圈。楼下来回几十米的空地曾经是本楼封控期一百多个人团团打转的操场，“管控”期团购集散的堆场，“防范”期孩子们捉对比赛的球场。这天，角落里停了几辆车。应该是有邻居洗车验车，准备午夜出门了。

我抬头看看墙根的那棵广玉兰，竟然没有找见挂在树上的长裤。不对，M形裤子还在原处，只是广玉兰已经长了更多叶子，华盖密织。风大，裤管在劲风里飘动，好像有被吹下来的可能。耳朵里刚被打了药膏，呼呼的白噪音下，那些微信求助留言到来的嗖嗖、保安深夜拍门送抗原的啪啪、同楼大姐口罩后面“我和我的祖国”的练嗓，儿童自行车争相穿梭的叮零、邻居鼓励感谢的话语、女儿的哭声笑声……记忆在大脑皮层上交叉放电，又压缩熨在了一起。

关了又开，我们一起努过力，让日子过得不算太糟糕吧。我好像看见树上挂着的裤子滑下来、滑下来……裤头朝下，勾勒出一个黑色、大写的V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