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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学《朱子语类》《传习录》的答问体裁，简洁、真诚、直率、易懂，比起长篇大论，更是走在追寻和履行真理的道路上，这不更好吗？老祖宗孔、孟，西方的Plato不都如此么？“自问自答”已成为我多年学术论议的方式和体裁，不想多作改变了。

——李泽厚

李泽厚先生手迹——2021年10月11日，《伦理学新说》序修改稿

权利与善谁优先

问：《历史本体论》（2001）曾提出“善恶与对错分家”，明确对错与善恶有别便是对两德论来说的吧？

答：对。总之，不能用儒家的性善论或基督教的性恶论来构建现代法律、政治和道德。“作为现代社会性道德体现的法律精神和观念信仰，不应涉及人性善恶、人生意义、终极价值之类的宗教性课题。现代社会性道德不应以任何教义、主义为依据，而只是宣告保证每个个体有在不违反公共基本生活规范下去选择、追求信仰任何一种价值、意义、主义、教义的自由，亦即个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历史本体论》）其特征也就是“权利（对错）优先于善（善恶）”。

问：但当前时髦的潮流是反对权利优先于善而主张善优先于权利，如社群主义和Leo Strauss等人的理论。

答：社群主义其实如前所说，是现代社会性道德所生发出来的“过”，它们与自由主义一样，都仍然是提倡以个人为单位的“美德”，例如回归Aristotle。我已在《回应桑德尔及其他》等论著中明确指出，即使Aristotle讲过人是政治（城邦）动物，个体并不脱离群体，但它还是建筑在希腊自由民的个体之上的，与中国由家及国、家国相连迥然不同，强调的是家国不同，公私分明。这种Aristotle的美德伦理，仍然是以平等的个人为基础的“美德”，兄弟亦朋友，恰恰与中国传统美德，即有角色定位大不相同。如中国传统中，好朋友才称兄弟，以前还要以仪式来正式“结拜”为兄弟，而且是“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兄弟也并不平等，而有观念和情感上从而相互关系的行为上的差异，等等。也正因为“善恶”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人们现代行为的“对错”准则仍大有关联和影响，“现代社会性道德以理性的、有条件的、相互报偿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传统的宗教性道德则经常以情感的、无条件的、非互相报偿的责任义务为特征。人不是机器，在现实中即使循理而行，按社会性道德的公共理性规范而生存而生活，但毕竟有各种情感渗透、影响于其中，人际关系不可能纯理性，而总具有情感方面。两种道德的纠缠渗透，于群体于个人都是非常自然甚至必然的事情。”（《历史本体论》）以中国情本体的道德传统的善恶观念来范导而非构建现代社会性道德，从而仍然承认权利（the right，对错）优先于善（the good）。

李泽厚:《伦理学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问：当代社群主义和美德伦理学都以追求“好生活”（good life）即“善”（the good）来取代各为自己的现代“权利”（the right），并从而反对或否定启蒙思潮。中国现在学人们大肆鼓吹的传统道德就如此。那有什么不对？

答：各种宗教、文化对“善”“好生活”“幸福”（happiness）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而且每个个体对“好生活”“善”“幸福”的认识和体验也各有不同选择、差异，甚至对立、冲突，特别涉及精神方面。这里很难有共同一致或“重叠共识”的“好生活”或“善”，而只有各自不同的宗教、文化的传统标准，因之，强调“善优先”反而会引起不同群体、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矛盾和冲突。而“现代社会性道德”却以近现代经济物质生活为根基，即以保证人的物质性生存延续即“吃饭哲学”（食衣住行性健寿娱）的基本满足和不断改进，以“世俗性”的“幸福”为目标。这方面是可以有共同的标准、尺度和重叠共识的。正如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弃油灯而用电灯，舍马车而坐汽车一样。这是人类生存生活即“人活着”非常基本的方面，现代社会正是通过强调“人是目的”和人的权利而不断实现和扩大这一“人活着”即生存生活的“幸福”的。“现代社会性道德”正是为了从个人内在心理树立起这一“公共理性”的公德规范，来帮助实现现代化的外在伦理、政治、制度、秩序的构建。这制度和秩序甩开精神上的信仰（价值中立）而使权利优先。只有肯定这一经济发展的同一趋向的基础，才能脱开对这种“权利优先”的“公共理性”“现代社会性道德”种种宗教、文化、道德的质疑和反对。所以，我一再说明现代社会性道德并不以“原子个人”“社会契约”等自由主义理念为真实根基，而是以现代人的生存、生活（“人活着”的现代经济—生活存在）为根基。而这种“公共理性”，当作为理性凝聚和心理形式的具体内容，成为人的自觉意识和自由意志时，它本身即是道德，即“现代社会性道德”（公德）。

李泽厚《伦理学新说》目录

问：所以善优先还是权利优先实质上是两德关系问题？

答：权利优先还是善优先？也就是做公民优先还是做基督徒（或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儒生）优先？也就是生活优先还是灵魂优先？有人选择灵魂优先、做宗教徒优先，追求拯救心灵、超越世俗而舍弃世间一切幸福，作为个人和某些群体的自由选择，只要不严重干扰或危害社会或社会性公德，没有什么不可以。如美国Amish拒绝现代文明，不用任何电器和汽车；某些宗教或政治团体反对自由平等，实行严格的等级、独裁制度，并没人去反对干涉。但不能使之成为社会的统治秩序和造成世界的“文明冲突”。爱子女还是爱父母或爱上帝优先，哪一些私德能“范导和适当构建”，都不是“现代社会性道德”所能决定的，而会因各种文化传统、宗教传统的不同而有差异。权利优先的公共理性所应保障的只是精神领域内的价值多元和自由选择的开放性，亦即我多年所说物质一元和精神多元。即使各种宗教性道德和不同的文明对社会性道德有所影响、范导和构建，但“现代社会性道德”由于有物质生活基础的公共理性作为准则，便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并行不悖，以实现国内安宁和世界和平。Kant的永久和平论便是建立在诸共和国家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有某种宗教性道德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帝国基础之上。

问：你主张什么优先？

答：上面已表达得很明白了。在现代社会，我主张由现代经济生活所决定的权利优先，也就是现代社会性道德优先。正因为此，我主张政教分离，反对由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来构建现代政治和现代伦理道德。但同时清醒意识到，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仍将以各种方式作用于社会性道德，这不可避免而且可以予以适当认同。权利优先，贯彻着“人是目的”。善优先，则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可以不是目的，灵魂、上帝、集体才是目的。权利（对错）优先于善，因之，“9·11”恐怖分子就应当遭到谴责，他们是彻底“错了”，因为滥杀无辜，践踏人权，是“反人类罪”，上面已多次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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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高于公正

问：但你又提倡“和谐高于公正”，它与“权利优先于善”不矛盾吗？

答：前者只是范导和适当构建，后者是全面构建，两者可能发生矛盾，如前述的两德可能发生冲突，但也可能相辅相成，关键就在掌握这个“适当”，这个“适当”也就是“度”。我的哲学认识论的第一范畴就是“度”。“度”也并不是中间、平衡、不偏不倚，它是一种变化的动态的把握，矫枉必须过正，但又不是处处矫枉必过正，这仍然由各种具体时空条件和情况才能确定。前面讲了不少“过犹不及”便是例证。“度”是实现在实践活动中，但当然有其思考、认识上的准备，所谓“审时度势”，就是如此，要思考、忖度各种情景、状况、尺度。所以才成为认识论的第一范畴。

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如何？

答：中国问题，学者谈论甚多，我不必插嘴了。中国传统的礼教和其他宗教不同，适应“现代社会性道德”容易得多。坚持法治，辅以人情，以“现代社会性道德”为基础，中国礼教的德治、人治，可以是“情本体”传统的辅助力量，这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积累大量的具体经验，但应该问题不大，也绝不会一帆风顺，仍然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努力和斗争。

问：你讲的孟子的大丈夫的“自由意志”是否也可以辅助？

答：上面一节已讲，要承继大丈夫这种“自由意志”去开拓世界，但注意千万不要把这种“自由意志”的个体精神与现实物质上的个体利益混同起来。传统的“自由意志”是服务于“君”“国”“民”的。现代自由首先是服务和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等物质利益的，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政治、法律上的自由主义的前提，更是“人是目的”的观念意识上的自由主义的基础。它属于政治哲学范围，道德“自由意志”是道德心理学，两者不要混同。

问：那两者之间就没有积极方面的联系吗？

答：一开头不就说过吗。“现代社会性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建构，市场经济、法治规约、契约原则、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它们作为现代法律、政治的核心，再转而成为人们自觉执行的自由、平等的道德律令，还是谭嗣同说的透，“君臣朋友也”，“父子朋友也”，“兄弟朋友也”，“夫妇朋友也”，双方独立、平等、自由，这与中国“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甚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绝对服从和人身依附等传统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但在情感上，谭嗣同五伦皆朋友，又说不通，情感上允许和提倡非朋友的不平等，在伦理体制上则不能，这正是两德的差异。在破坏现有自由、平等的伦理体制时，挺身而出，仗义而为，不就是继承大丈夫的“自由意志”吗？那意志是具有情感和观念的。

问：所以，传统主要在“人情”上，在“情本体”上范导和适当构建？

答：对。如前所说，今天尽管基本上已是夫妻子女的小家庭，但“常回家去看看”、以及三代同堂、祖孙同乐，也仍然是今天的部分现实。经济分离独立，但中国现有法律仍规定子女有适当的养老义务。至今子呼父名，中国人仍不习惯，便可见一斑：情感上接受不了。至于社会上员工对待老板说话，虽訚訚如也，但上级可以“炒鱿鱼”，下级也可以独立自主，拂袖而去。今天不已经开始如此么，这恐怕是退不回去了。

自希腊以来，西方法庭高悬“公正”（justice）的理性规约作为判决的最高标准；从而也成为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最高准则。中国传统的“范导和适当构建”是在现代“公正”的基础上，加上情本体的和谐（harmony）。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诉讼当然以“公正”为准，但如果没有诉讼的人际关系不更好吗？所以非常重视“和谐”，并以之为最高目标。人际关系的和谐、身心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从而行为中重协商、调解、合作，以之渗入、指引即“范导”理性至上、原子个人、绝对竞争、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应明确，所谓“和谐高于公正”，是就人类未来远景、是就中国对未来世界的贡献来说的，作为它的哲学基础的“情本体”是我在二十世纪就提出的，但从当时至今，如上所说，我又坚决反对以“情本体”来取消、替代“现代社会性道德”。

《十二公民》（2015），改编自美国电影《十二怒汉》（1957）

问：你这两德说的“范导与适当构建”应能普遍适用，中西方有什么差别没有？

答：有。我以为“孝—仁”与“博爱”，“大同理想”与“千年王国”，可能是中西宗教性道德对现代社会性道德“范导和适当构建”的主要差异。这也就是中国更讲究“由近及远”“已立立人”，一直到“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孝—仁”，不同于远近如一、一视同仁的“博爱”；追求世间生活及其细节（如中国人很爱看、西方人不屑一顾的《红楼梦》）中人际情理的和谐均衡，不同于在人人平等对个体的最后审判中使灵魂永生进入天堂。

问：这也就是你所强调的情——人情、亲情、爱情、友情、乡园情、家国情……本身具有价值。

答：“情”本身具有巨大价值，不仅不应为理性排斥，而且位居理性之上。心、性、理、道均为理性概念，只有“情”既有理性内涵，又是感性实在，且属价值源头，因为它正是人类生存延续和具体呈现。历史不只是事件、人物、数字，而是亿万人无数代的充满悲欢离合的生活本身，所以，我讲“情理结构”、讲“历史进入形上”。

问：你以“和谐”高于“公正”，在伦理—道德理论上区别中西，是你讲“情本体”的应有之意？

答：《圣经》和希腊哲学实质上都以“理”胜。在西方，logos是逻辑、理性、语言，强调的是理性对感情的主宰和统治。中国传统虽也强调“理”，但认为“理”由“情”（人情）生，“理”是“情”的外在形式，这就是“称情而节文”的“礼”。孔、孟不说了，郭店竹简（属原典儒学）也一再说，“道始于情”，“礼生于情”，“苟以其情，虽过不恶”，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同样讲情（或爱），也仍有不同。基督教讲的是理性主宰感情的情爱，人之所以爱人是因为人应当听从上帝的旨意而爱。从而这“爱”便是一种理性的命令和要求。中国讲的是理性融入感情，人之所以爱人（首先是爱父母子女）是由生物性自然情感提升而来，是一种理性化了的自然情感。所以说，前者是“道始于理”，后者是“道始于情”。尽管基督徒不赞成甚至反对Kant那种“无情才道德”的理性主义，强调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情感）才是道德的基础和动力，但这种爱却恰好是理性（通由上帝这一观念）来主宰和决定的。所以，在根本上人所以爱和所以能爱都不由于人自己，更与人的自然情欲无关，它是因为上帝命令人如此。此爱非来自世间，它来自实乃理性的“圣爱”，从而它远远高出于任何世间人际的关系、律令、规则，所以也才能无远弗届。这才是“真理、道路和生命”。从而，真正的爱完全不能起因于或归结为任何世间人际的某种原因，更不能是动物性的血缘亲情所能生发。

如前所说，与此相反，儒家所倡导的伦常道德和人际感情却都与群居动物的自然本能有关：夫妻之于性爱，亲子、兄弟之有血缘，朋友之与群居动物社交本性。从而儒家的情爱，可说是由动物本能情欲即自然情感所提升（社会化）的理性情感。虽然最初阶段（无论是原始民族或儿童教育）都有理性的强制和主宰，但最终却是以理性融化在感性中为特色，与始终以理性（实际是知性特定观念）绝对主宰控制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传统对经由内心情理分裂、灵肉受虐、惨厉苦痛即由理性在残酷冲突中绝对主宰感性而取得净化升华，是比较陌生的。三十余年前我说，中国人崇拜的菩萨或肃穆庄严或慈眉善目，甚或威猛狰狞，但都不会是血淋淋的十字架或Abraham奉命杀子的恐惧、战栗的痛苦（参见拙作《中国思想史杂谈》1985）。总之，上帝（基督教）是一种理性的信仰，“天、地、国、亲、师”是一种人情的信仰。这种不同也就是我所讲的两个世界（基督教、Plato）和一个世界（中国）、宗教传统（西）和巫史传统（中）的不同：后者是一个世界（人生）中对自然生物情感做理性化提升，所以讲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物质生活精神生命的合一；前者是两个世界中上帝旨意的绝对性，所以讲原罪、讲拯救、讲灵魂对身体的绝对超越。在后者（巫史传统），理性只是工具，世俗人情才是根本；在前者（宗教传统），理性就是上帝本身，世俗人情远为次要。当然，我讲“情本体”并非专指中国传统，它有人类普遍性。但如上述什么样的情仍有区别，所以才提出上述“始于理”与“始于情”。

问：为什么有此不同？

答：这就涉及历史了。这种差别，我以为有社会历史的基础背景。中国文化传统成熟巩固在新石器漫长时期，它以定居农业和血缘氏族制度为基础。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则游牧、航海、商业和奴隶制占了更大比例。

问：上章中谈善恶观念时，你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形上“设定”，这个语词易生误解，其实是由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历史不同产物？

答：对。所谓“设定”并非某人或某群人的有意识的理性假设，而是指因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自然形成，也就是已经讲过的“礼源于俗”，极端困苦艰难的背景下产生了严厉、苛刻具有绝对主宰的唯一人格神，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是它的后续）；相对和谐稳定、异常久远漫长的农耕的环境产生可以“怨天”“咒天”“制天命”，“天”并无绝对主宰，自然界山水花鸟倒可以“四时佳兴与人同”，产生“有情宇宙观”的儒学。这也就是以和平的“人文教化”的儒学而非罗马帝国以强大武力一统和维系庞大的“天下”帝国。这点钱穆也讲过。

问：所以氏族成员温情脉脉的关系感情（中）与奴隶只是会说话工具的社会理性（西）迥然不同了。

答：记得我以前说过，像罗马斗兽场“率兽以食人”的表演观赏便将为儒家所排斥。在中国，“义”作为道德义务、责任（duty，obligation），虽与公正、正义（justice）相连，但它不是理性的绝对命令，而是综合、平衡和剪裁了各种人情所得到的最终结果。“义”当然以“公正”为主，但仍有“情”的渗入，如中国人的报恩的观念，情感便更为浓厚，正如梁漱溟所说“其情愈厚，其义愈重”，与二千多年前郭店竹简说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竟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总爱说“理无可恕，情有可原”“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等。在这里，不但（人）“情”冲淡、缓和了“公正”（理），而且“情”的和谐常常也高于“理”。所以才说“和为贵”，而并不去追求一个是非、公正的绝对标准。这也是实用理性不同于先验理性的地方。

问：实际上乃是上章所说两种不同的善恶设定，不同的形上观点或理论。

答：对。“有情的宇宙观”是人类学历史本体所承续的中国形上理论，希腊的Cosmos是理性的秩序，中国古代的Cosmos是具有情感的宇宙，西方追求的是自然之上或高于自然的基础，中国追求的是在自然本身的社会人文的基础，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即赋予宇宙自然的天地本身以人的情感。德与生、价值与事实便从而同源于人类的生存延续，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协同共在，这是一个世界的巫史传统，而非两个世界的“超验”与“世俗”。中国的“天”不只是heaven，而且也是sky，王国维说“天”是“苍苍之物质具有天帝之精神者也”。这里不是灵肉两分，而是身心合一。宋明儒学在思辨上已触及这个问题，也许是西方乐土的佛学影响而未能解决吧？！我认为最近河南“河洛古国”七斗星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明我所强调的天人相通而合一的巫术礼仪的巫史传统。所以宋明理学追求超验的“天”是不能成功的。

问：你讲了许多情本体，却仍然在伦理学上是“理主宰情”。

答：这也就是“新一轮儒法互用”，转换性地创造传统的现代荀学，是“孔—荀—董—朱”在新基础上（亦即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基础上）的承续、扬弃和发展，“情本体”是情理结构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情有生物基础，理乃工具促成，人性乃两者的交相构造。没有情，人等于机器；没有理，人等于动物。这似太平常却非常简明的说法，不必扔弃，并且，让一切高妙的理论回到这个“平凡的真理”中来吧。总之，现代性不等于现代化，但现代性必须建立在现代化之上。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其中要害之一便是如何能以“传统宗教性道德”范导和适当（而非决定）建构“现代社会性道德”。

问：“权利优先于善”显然是“现代社会性道德”，“和谐高于公正”便是“传统宗教性道德”，这样理解对否？

答：对。这也就是我以“情本体”所寻求的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它是中国的，对世界特别是未来世界具有普适性。在今日现实生活中，如我以前所再三点明，众多民事纠纷以及刑事诉讼中，重调解、协商，不伤感情，讲将功折罪，戴罪立功等等，而不用法庭的“公正”一刀切，也就是指这种“范导和适当构建”，但它们又必须是建立在“公正”这个基础上，而不是以“人情”了断一切。凡此种种，繁多博杂，就不是这个“述要”所能多说的了。以此作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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