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今日定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以此方式提高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

今天我们邀请《女性与人类发展》译者左稀，解读美国著名女性哲学家努斯鲍姆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这个最具隐蔽性，最难以被外界察觉和干涉的暴力形式。

《女性与人类发展》一书由当代最具话题性的哲学家之一、女性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所著，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湘潭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左稀翻译，深入分析了女性在现实生存中的艰难处境，捍卫和发展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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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女人之前，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视频时长：5分21秒

大家好，我是《女性与人类发展》一书的译者左稀。《女性与人类发展》是美国当代一位女性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作品。

199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既为纪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家米拉瓦尔三姐妹，也希望以此方式提高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在这个纪念日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努斯鲍姆在书中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分析和处理，毕竟在各种暴力行为中，家庭暴力仍是最具隐蔽性，最难以被外界察觉和干涉的形式。

努斯鲍姆主要从社会舆论、原生家庭、受害人主观意识和态度、外部支持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家丑不外扬”、“家事乃私事”的外部舆论导向常常加剧家暴问题的处理难度。努斯鲍姆更正了这种流传已久的错误观念。她认为隐私权归属于每一独立个体，任何组织和机构都不具有隐私权，所以家庭并非私人组织，它要受到公共审查的限制。此外，家庭也不是一个自然单位，而是国家行为的产物，正是国家通过婚姻制度规定了家庭是什么并控制着家庭成员的参与方式。既然家庭是国家建构的产物，那么一旦它出了问题，国家进行干涉便是合理的。

其次，在反抗家暴的运动中，必须格外注意原生家庭的影响。家庭既可以成为一所传授美德的学校，也可以成为一所教授性别不平等的学校。它所滋养的态度不仅使新家庭笼罩在原生家庭的阴影中，而且将影响更大的社会和政治世界。这意味着反家暴需要从婴幼儿家庭教育抓起，每一位父亲和母亲都需要反思自己所在家庭模式是否健康。既然家庭并非“自然如此”，那么任何家庭模式都不是必然如此的。

再次，受害者自视甚低，认为受虐乃命运使然的观念极大地吞噬了她们的反抗意愿，此即努斯鲍姆谈到的畸形适应性偏好问题。出于这一原因，她极力反对将社会选择建立在人们现存偏好之上的做法。我们需要重塑受害群体的欲望结构，这是一项长远的计划，但决不是一项不可完成的计划，因为欲望与情感一样都能回应人们的认知和信念。

当然，也有部分受害者处于希望逃离却不敢逃离的境地，这主要源于她们不具有真实的退出选项，因此必须关注外部支持。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努斯鲍姆提供的核心人类能力清单将提供有益的指引。这份清单是对最低限度人类尊严概念的说明，它能够确保妇女获得真实的退出选项，增强她们在家庭以及其他场所中的博弈能力，并重塑她们的欲望。不过，就解决当下困境而言，大力发展女性团体仍是首要的。努斯鲍姆认为，这是促进女性自我价值感和权益感的唯一最有效的方式。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通过引入能力进路的人类发展理论，努斯鲍姆阐明了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下捍卫普遍价值的可能性。其二，通过聚焦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女性问题，努斯鲍姆试图提醒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在是否存在或是否需要一种专属于女性的规范之外，还存在这样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在成为一个女人之前，我们先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由于这方面的理论贡献，此书非常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因为不论对妇女的暴力形式如何多样化，所有施暴者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未曾将受害妇女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

（守望者）

[美]玛莎·C.努斯鲍姆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书摘（有删减）

家庭可能意味着爱，也可能意味着忽视、虐待和侮辱。此外，家庭会复制它所包含的态度。就像它常常是一所传授美德的学校一样，它也是（同时通常是）一所传授性别不平等的学校，它所滋养的态度不仅使新家庭笼罩在旧家庭的阴影中，而且影响更大的社会和政治世界。（这种影响明显是双向的，因为家庭及其所包含的情感由涉及婚内强奸、儿童监护、儿童权利以及女性经济机会这类问题的法律和制度所塑造。）

在很多情形中，女性在家中遭受的伤害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这个女人不是被看作一个目的自身、一个自身能动性和价值的来源，而是被看作一个满足他人需求的附属品或工具、一个单纯的生育机器、厨师、清洁工、性出口和看护。

对女性的工具性和男性中心的评价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地经久不衰，即使在其他方面呈现出深刻的道德反思性的生活中也是如此。相较于这些自愿组织，家庭在更直接的意义上是国家行为的产物。因为，实际上国家既不会干预也不会不干预任何实体，即“家庭”。人们以多种不同方式结合、生活在一起、爱护彼此并生育孩子。在这些结合形式当中，哪种形式将被赋予“家庭”之名是一个法律和政治问题，而绝不是一个交由当事各方自行决定的问题。国家通过法律建立家庭结构，决定哪些人群可称之为家庭，确定家庭成员的特权和权利，定义什么是结婚和离婚，什么是具有合法性的，什么是父母责任，如此等等。

当我们重视并维护家庭时，任何残忍或不义之事都不应被纳入我们所看重的事物中，即便它发生在家庭内部。既然家庭隶属于我们的规范清单，施虐者就使自己置身于家庭所代表的道德共同体之外；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以家庭名义为自己辩护。

如果家庭结构似乎无可辩驳地受到历史、习俗和法律的塑造，那么女性的关怀和养育能力所受到的重视未免太少，这些能力定义了女性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中，女性承担了绝大多数养育孩子和管理家务的工作，并被期望不求回报地关怀和支持男性。人们经常声称，在先前提及的一种或多种意义上，这一传统职能本身就是“自然的”。

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男性有能力爱护并照顾孩子，女性也可以在“家庭之外的”工作生活中取得成功（实际上，贫困女性往往做到了这一点，她们甚至还要照顾孩子，完成绝大部分家务活，即便不是全部）；因此即使存在某种有差异的倾向，它也不会阻止我们确立有关职能分担的社会规范，倘若我们想这么做的话。我们必须询问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增加女性的经济选择是更一般地提升她们在家庭中的福祉的一个极为有力的方式。这意味着，不仅女性获得就业、贷款、土地权和读写能力的机会本身就很重要，而且这也是对一般意义的女性能力的有力支持。

如果她能够阅读、能够获得贷款，如果她可以求助某个个体企业协会，那么她更有可能坚决抵抗虐待——抑或以离开的方式终结它。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经常被低估，她们在照顾孩子和配偶上所付出的劳动也经常被低估。其他家庭成员会根据她们被感知到的贡献而非她们实际的贡献来给她们分配机会和生活益品。

对每一个通常在各自的家庭中被孤立的女性来说，从群体团结中寻求力量是改变自我认知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个群体的存在本身明显会增强反对家庭暴力的博弈能力，因为它能够对行为恶劣的男性采取行动；但这种能力也因为一个女性在群体中获得的力量感和尊严感得到增强，此种感受令她无法容忍以前她可能会容忍的暴力。

我们无需在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漠不关心的孤立的个人主义，和常常蕴含等级制、对女性不公平的传统社群之间做出选择。正义与友爱事实上是良好的同盟：拥有尊严和自尊的女性有助于形成多种相互关爱的社群，这些社群中的关爱不会比她们从前所知的社群更少，且常常只会更多。

她们拥有人类能力和基本的选择能力，她们有权在道德上要求获得自我实现和繁荣生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