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陈玉申

导读

“柏林中国通信社”是中共在海外开办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该社的国际宣传活动，增进了欧洲民众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了解，为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对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出版报纸和杂志的问题作了规定，并且确立了党对报刊的领导的原则。在出版党报党刊的同时，中共还开办新闻通讯社，向各地报刊投送新闻稿件，以扩大宣传规模和社会影响。如北京的“劳动通信社”和上海的“国民通信社”，对中共早期领导的民众运动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笔者在搜集现代通讯社史料时发现，中共旅欧支部在1924年创办过一个海外通讯社，名为“柏林中国通信社”，向欧洲国家的报刊发送外文稿件，开展国际宣传活动。这是中共成立后在海外开办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因各种党史和新闻史著作均未著录，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对该社作一考述。

一

1922年6月，由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发起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同年秋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旅居法、德、比的中共党员正式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先后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和《赤光》，向旅欧华人和勤工俭学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中共的纲领主张。国内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之后，旅欧支部在1924年创办柏林中国通信社，向欧洲各国报刊发稿，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传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进步事业，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在1925年4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上，刊有一封柏林中国通信社征集稿件的来函，对其创办缘由和宗旨作了如下介绍：

本社相信，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民族，欲图民族解放的国民革命，非有国际间反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协作，不能从速奏凯收效。秉此信心，于去岁纠合同志成立本社于柏林，定下了下列的宗旨：（一）布露国际帝国主义在吾国侵略扰乱的实况和阴谋。（二）宣传国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实行国民革命的进行。（三）介绍国人各项新事业、新运动、新思潮等，以明吾国最近进步的真相。[1]

征稿函附有通讯地址：“Haus Liau,Graunstr,18,Berlin N.31,电报挂号Liau Berlin N.31，或交武昌中华大学廖焕南转。”柏林地址中的联系人“Haus Liau”，是这个通讯社的主持人廖焕星，国内的联系人廖焕南是他的胞弟。

廖焕星（1895—1964），字雯初，湖南衡阳人，五四运动前后在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求学，曾与恽代英、林育南等发起组织利群书社和共存社，传播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春在长沙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赴欧洲勤工俭学，参与组织旅欧党团活动。从1924年起，廖焕星担任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为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报道和专论，并向国内的《向导周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寄送欧洲通讯。[2]柏林中国通信社的开办，与廖焕星担任《国际通讯》撰稿人有直接的关系。《国际通讯》主要刊载各国革命运动的报道和各国共产党指派专人撰写的稿件，分别用俄、英、法、德、西班牙等国文字印行，以供各国党报转载。廖焕星负责搜集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材料，写成报道和专论，在《国际通讯》上发表。柏林中国通信社成立后，廖焕星除向《国际通讯》供稿外，还向欧洲各国报刊发稿，使更多的欧洲民众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

廖焕星的德籍夫人多娜（中文名廖道约）是德共党员，也是一位新闻记者。她与廖焕星一起收集新闻材料，撰写通讯稿件，是柏林中国通信社的重要成员。中共旅德小组的刘鼎对廖焕星夫妇的工作有这样的回忆：“廖焕星搜集中文资料，多娜搜集德文资料，家中到处都堆着报纸。他们搜集的资料和写的文章，经常在德共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报上发表，也出版小册子，办得很活跃。中文稿发往国内通讯社，外文稿发外国，德国采用得多。”“他们的活动不是个人活动，是党的组织活动中的一部分，作用不小。”[3]刘鼎的这段回忆，记述了廖焕星夫妇开展新闻通讯活动的工作情形，并且明确指出他们的活动不是个人活动，而是党的组织活动中的一部分。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对柏林中国通信社的开办情况缺乏更具体的了解，但从该社的创办宗旨、主办人的身份和刘鼎的忆述来看，可以确定它是中共旅欧支部的宣传机构，也是迄今所知中共在海外开办的最早的新闻通讯社。

二

柏林中国通信社虽然也向国内发稿，但主要业务是向欧洲报刊提供中国新闻。这项工作的进行，有赖于国内新闻材料的获取，但该社并没有力量在国内广泛设置新闻采集网，向国内公众征稿便成为收集新闻材料的主要方式。它在一封征稿函中说：“本社的工作从开始至今，颇得中欧反帝国主义者的欢迎。本社现在更思促进同情者的同情，推广同情者的范围，所以以后宣传须弃去空泛的论调，而转入具体的事实介绍，但是本社在海外实在缺乏材料得很，所以热烈地希望你们的协助。”[4]从该社在国内报刊上发布的一些征稿启事和信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宣传内容和报道重点：

1.帝国主义在华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五卅惨案”一周年时，它在《向导周报》上刊发征稿启事：“敝社征求去岁五月三十以来所有惨杀之照片，帝国主义者在吾国横行威逼之摄影，被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土豪地主等惨杀者之玉照，民众领袖、民众罪魁、帝国主义者凶首等个人之肖像，及其他一切民众运动之写真及传单、宣言、画报等。……近来国内民众大会常有对外宣言，而此项宣言外国报纸实未有收到者，希望能有一份直寄敝社，尽可代为发表。”[5]

2.国内反基督教运动。它向“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征稿说：“你们的努力，已由伦敦的电信社宣传到欧洲了。本社得到这消息，立即发出论文一篇，题曰《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亦遍登于欧洲报。本社决乘此可供宣传之机，而宣传吾国的反基督教运动，请同志们代集平常活动的照片及活动的纪录等供给本社，俾本社得努力工作，想为你们所赞同也，望即起为之。”[6]

3.国民革命运动。它在致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团体和同志的征稿信中说：“（一）把你们的活动常常告诉我们。（二）我们的国民革命是以农工群众为主要军队，所以农工运动亦望你们详以相告。（三）把你们活动的对象，有系统的（有统计材料更佳）告诉我们。（四）把所告诉我们的，在可能之内收集摄影，附寄我们，如示威游行、领导运动者及受压迫的情形等照片。总而言之，要使照片证明文字，文字说明照片，而尤贵一看照片便知文意的最妙。”[7]

4.国内的社会进步事业。它向“中华全国道路协会”征求道路建设方面的稿件：“全国道路会之事业为吾人所钦仰，而贵社为该会之言论机关，更为同人所心服。敝社宗旨，谅为赞成，而敝社尤愿将中国道路事业介绍，以征实吾国之进步，恳请赐以材料，并望代搜集照片，费用由敝社立即汇还，至恳至盼。”[8]

以上四个方面的征稿内容，与柏林中国通信社的创办宗旨是完全吻合的，宣传取向十分明确。它在征稿中特别重视照片的收集，因为照片能够给人更强的真实感，有助于提高报道的可信度，增强宣传效果。

除公开征集稿件外，柏林中国通信社也从国内出版的报刊上选取新闻材料。1926年1月14日的《申报》上，刊有一则中国红十字会的消息，说该会收到柏林中国通信社的来函，内称：“读《申报》知贵会有二十周年纪念册之盛举，不胜钦佩。敝社甚希望得一份，以为向外宣传之资。”[9]可见柏林中国通信社很注意从国内报刊上寻找宣传材料和线索。因为廖焕星与国内报界有广泛的联系，对中国报纸的情况十分熟悉，1928年在科恩举办的世界报纸博览会，曾邀请廖焕星提供中国报纸展品。前去参观博览会的上海记者戈公振报道说：“科恩世界报纸博览会，去岁曾由德使馆致函北京外部，邀请我国报界参与。适国事扰攘，人鲜注意。今春该会以中国并无来会表示，但中国系东方古国，为号招世人计，又不欲付之缺如，因谋诸政府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君，请该院中国讲师丁文渊君向国内征集出品。同时该会以柏林中国通信社主任廖焕星君熟知中国报纸情形，亦托代为搜求。”[10]这件事也说明柏林中国通信社在德国新闻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

柏林中国通信社向欧洲报刊提供中国新闻，旨在争取国际话语权，使欧洲公众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这项工作的开展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自清末以来，英国的路透社在国际传播中垄断了中国新闻的报道。1870年，路透社与哈瓦斯社、沃尔夫社、美联社签订划分垄断范围的协定，路透社在远东地区享有采集和发布新闻的专权。国际社会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路透社操控的。对于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路透社一直采取敌视的态度，经常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五卅惨案”发生后，路透社极力掩盖英国巡捕残杀中国民众的暴行，诬蔑五卅反帝运动是“赤党”煽动起来的仇外运动，故意误导国际舆论。为了打破路透社对欧洲民众的蒙蔽，中共旅欧支部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阐明五卅事件的真相，驳斥路透社的造谣诬蔑。廖焕星后来回忆说：

五卅事变起，包办远东消息的英帝国主义的路透社，大肆诬蔑宣传，谓五卅的反帝运动是中国人的盲目仇外运动，是义和团的再版，为再次组织八国联军作张本。旅德支部在朱德同志领导下，马上用留德学生会的名义，函致柏林各大报社，声明五卅运动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桎梏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是自卫的。次日柏林全体德国报纸都以最显著的地位登出，及时地打击了路透社的诬蔑。[11]

廖焕星在回忆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柏林中国通信社，但与柏林报社的联络和投送稿件自然是通讯社所承担的工作。上海《民国日报》上的一则“柏林通信”也说，留德学生团体连日开展宣传活动，招待新闻记者，与德国报界沟通信息，“说明我国此次运动之意义，并随时纠正各地传来之谬误消息或侮辱我国之新闻电讯”，“自此解释以后，近来成效甚著，德报对我之言论，不似从前之妄加批评。”[12]在德国的宣传活动取得这样的效果，柏林中国通信社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廖焕星和在德国的朱德、刘鼎等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驻德支部中担任重要职务，柏林中国通信社同时也承担了国民党驻德支部的对外宣传工作。1926年3月，廖焕星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工作报告，介绍了柏林中国通信社当时开展的三项宣传工作：

一是对省港大罢工的宣传。报告中说，“汪同志等为省港罢工事致电柏林”，柏林中国通信社“将电文译登柏林《红旗报》，同时另作一文，叙述省港长期罢工之经过，由《国际通信》用英、法、德、意文发表”。

二是反对德国加入“九国公约”。1925年12月，德国政府宣布将加入《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广州国民政府致电德国国会，提出抗议。柏林中国通信社立即将该电“译成德文，送诸各报”，并选译国内《现代评论》《晨报》《国民新报》等报刊上的言论，传达中国人民的反对声音。

三是抗议帝国主义者指使军阀残杀工农领袖。上海租界当局指使军阀孙传芳杀害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和江苏农民运动领导人周水平，柏林中国通信社在《国际通讯》及德、法、英、美红色救济会的机关刊物上发文谴责，并专门编印了宣传小册子。此项宣传，旨在“引起国际人士对我革命之同情，而同时促其有积极起来反抗残杀之抗议”。廖焕星报告说，德国红色救济会、国际伤兵联盟、国际工人后援会、德国工会等团体已致电抗议，要求立即废除外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损害中国法权的权利。[13]

鉴于柏林中国通信社在国际宣传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廖焕星担任国民党驻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压迫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全权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帝大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柏林中国通信社编印了《孙中山与其党及其国家》《革命的广州》《中国的白色恐怖》三种小册子，还绘制了中国农工商学革命运动图表和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图表，向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散发，使各国代表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了更充分的认知。廖焕星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演讲，并当选为国际反帝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4]

1928年底，廖焕星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由柏林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学习和工作。廖焕星离开德国后，中共旅欧支部的谢唯进担任共产国际《国际通讯》的撰稿人，并继续开展通讯社发稿工作。他在自传中说：“1929年至1933年2月，我兼任中国工农通讯社在欧洲方面用外国文出版之《中国工农通讯》的主编和发行人。这个通讯是发给各国共产党、工会、群众团体和它们的报刊的，供给它们关于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阵营的消息。”[15]谢唯进所说的“中国工农通讯社”，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办的一个地下通讯社，主要业务是向国外报刊寄送外文稿件。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共早期的海外宣传活动规模还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通讯社的新闻垄断，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了解，为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柏林中国通信社来函.中国青年第3卷第75期，1925-04-18.

[2]参见刘旅森.坚毅忠诚的共产党人——革命先驱廖焕星同志传略.湖南党史月刊.1988(11);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人物志（下）.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399-400.

[3]刘鼎.朱德在德国的学习和革命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朱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4.

[4]柏林中国通信社来函.中国青年.第3卷第75期，1925-04-18.

[5]柏林中国通信社启事.向导周报.第152期，1926-05-08.

[6]德国柏林的同志征求非教运动照片.民国日报·觉悟.1925-03-27.

[7]柏林中国通信社来函.中国青年.第3卷第75期，1925-04-18.

[8]柏林中国通信社来函.道路月刊.第13卷第2、3号合刊，1925-05-15.

[9]红会近事记.申报.1926-01-14.

[10]戈公振.纪世界报纸博览会.大公报.1928-06-28.

[11]廖焕星.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3(1).

[12]留德华侨援助沪案之激昂.民国日报,1925-08-05.

[13]柏林中国通信社主任廖焕星特种事务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9-61.

[14]廖焕星.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议情形.海外周刊,1926（12）.

[15]谢唯进自传//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63.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编辑|谢美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