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金枝》是作家邵丽根据自己家族的经历写就的，我们称之为“三代母亲的婚姻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太祖母、祖母、父亲乡下的前妻和母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背景下，都做出了决绝的选择，可以说，是命运决定了选择，而选择又再一次定了诸多女性的命运。

在又一个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想以《金枝》向一代又一代，为婚姻、家庭和儿女奉献一生的母亲们致敬！

作家邵丽

打开人性枷锁的一把密钥——《金枝》中的谜题和答案

文 | 李泽慧

邵丽的小说《金枝》是一本带有高度自传性质的作品。就如同她的前几年出版的《我的生活质量》《我的生存重量》一样，书中围绕着“我”的个体观察和感受，用高度冷静但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叙述，完成了对“我”和我的家族的审视和解析。所不同的是，《金枝》中的我是最直接的我，是“我”的第一手成长。而在这样的成长中，邵丽在不断舔舐伤害所留下的疤痕时，依然能够以一贯的冷静和客观，叙述不同成长阶段中“我”的感受。这感受随着年岁渐长而变化——在童年时，它是恐惧；在少年时，它是仇恨；当成年后，它是冷酷。这份冷酷在父亲的葬礼上被发挥到极致，面对同父异母的，粗鄙而面目可憎的姐姐时，“我”“面如铁，心似钢”。然而，当看到她“萎顿着，似一朵衰败的残花”，像“一坨破旧的棉絮”一样瘫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她孤立无援的面容让另一个声音呼之欲出：“我们是同一个父亲的女儿”！

《金枝》中，唤起作者对遥远的亲情的仇恨是发生在父亲的葬礼上的，这让她有机会让我把“几十年心中的积郁震得粉碎”。父亲的葬礼，既是这本书的总起，也是全书的高潮部分。但小说叙事的跌宕之处也正在于此——就在作者找到了卸下仇恨的“支点”的一瞬间，“某种温情”却猝不及防地涌动出来。

“那个女的”是我的姐姐。

这大概可以说是《金枝》这部小说的全部的情感的源头，从她的孤单恐惧到仇恨冷酷的前半生，到她不自觉地极力保全“周家”所有血脉，努力想要维系一个家庭的荣誉，再到她重新审视父亲的一生、母亲的一生，甚至开始极力触摸拴妮子和她母亲的一生的时候所生出的所有的悲悯、宽谅和理解。

作家邵丽

在《金枝》中，父亲的死成为作者“一辈子无法抵达的去处”。他就像一棵老树，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盛景。但一棵树延伸出去的两条根脉，所经历的却是无尽的创伤。那些盘根错节的忧伤，曾经为两位妻子和各自的儿女留下过太多难以追问的生命谜题。而对于“我”来说，父亲的生命轨迹更像是一个不断引发或制造矛盾的历程，这些矛盾就像越来越沉重的枷锁，层层叠叠地紧紧缠绕在“我”敏感而自尊的心尖上。而磨难中的父亲不仅自身难保，也不愿意面对女儿隐秘的痛苦。尤其可悲的是，似乎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都在独自面对自身的压力。当压力越来越沉重，“我”的仇恨也一天天茁壮起来——这个仇恨的锚点，则长久地停留在那个肥壮而愚蠢的姐姐身上——她是“那个女的”，是父亲在乡下的前妻的女儿，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恶梦。

然而，卸下仇恨的“支点”并没有让“我”获得太多的快感，却成为我越来越在意“周家”和“周家后人”的又一条沉重的锁链。一定有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命运加诸给“我”的沉重，并在“我”看似无意的寻找中，一步一步地向“我”走近。这构成了邵丽的叙事方式。

程德培对此的总结是：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叙事者的‘我’占据着叙事的高度和出发点”“‘我’不仅是叙事者，而且也叙述的对象”“从父亲的女儿到为人父母的‘我’是承上启下的，夹在中间将过去从遗忘中拯救出来”，“呼唤我们身在家庭走入历史”，“这位叙事者不但观察对手也观察自身，她的叙述既有他者的观察分析师，也是自供状的提示者”。他还说，“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及个人的教育成长的反省，注重语境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影响。”

《当代》副社长杨新岚在她的《金色的叛逆与荣光》中这样评价《金枝》：“那些在变动中深感其痛的父辈和祖辈们，默默地在《金枝》中，以黑白文字的方式显影着自己的命运。而这个家族的命运，是中国成千上万个家族的命运，是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后家族消散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金枝》的主题和寓意都是有文学深度和社会价值的。”

的确，在《金枝》当中，作者不但把她所经历的宏观社会历史条件和自身经历、思想和情感以及个性全部表达了出来，并且能以邵丽式的观察，细致入微，由表及里，把经由自身经历而生发出来的情绪、情感、个性表现，以及这些情绪、情感和个性表现的变化曲线，都化为自我反省的一部分。这样的反省过程会在很多人身上发生，但作家如何把它们表达出来，并形成一种共性的反省，是需要一定的功力的。

比如，在小说的最后部分，邵丽写道，“我满脸惊愕地看着这个叫朱珠的老太太”，突然明白了，“母亲一辈子所谓的贤良大度，与世无争，其实是以不变应万变，以不争赢万般”，“她正是用她的隐忍，用她的智慧，不战而胜”。这是对母亲的讴歌，同时，何尝不是在时代变化之下，对人性永恒主题的记念，是命运和一代又一代不断为自己加诸枷锁之余，又不断选择挣脱枷锁的努力方式。而“母亲”朱珠，她不但以与世无争的隐忍态度疏解了家族的乱麻，而且给出了“我”以破除过去与未来痛苦源头的答案。

只是，寻求到这顿悟般的回答，邵丽用了五十多年，而母亲已经八十多岁，父亲也已经走了快十年了。如果说，父亲的葬礼是全书的总起和高潮的话，那么在《金枝》的最后，母亲一生平凡而高贵的形象，和她提供给“我”的那把解开生命枷锁的“钥匙”，是整部作品最后的升华，也形成了作者追寻生活真谛的逻辑闭环。

对此，作家李洱也有深刻的体悟。他认为，“在叙事学的意义上，小说的下部对上部进行了纠正，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意味悄然出现了。对于《金枝》这部小说来说，这显然是极为必要的。对于邵丽本人而言，这或许显示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小说中完成自我倾诉和自我反省的融合”。

所以，在邵丽饱含深情而克制的表达中，父亲已逝，但周家这棵大树却日益繁茂起来，这是令作者隐密的情感倍感柔软之处。这柔软驱使着作者不断寻找、发掘“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以及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从而使压在两代人心上最沉重、最不堪，甚至是不可解的痛苦，得以在突然之间云淡风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