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影视兴起，能救得了方言吗？

语言是活的，身处社交网络时代的你，或许会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比如很多年前，流行过的“雅蠛蝶”，还有“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早已无人问津。现在更流行的各种缩写，srds是“虽然但是”，yygq是“阴阳怪气”，kswl是“嗑死我了”——可以说，年轻人与新兴的网络文化正在带给汉语前所未有的变化。有人担心汉语会“失落”“变味”，有人却说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近段时间，热播剧《山海情》播出后，许多人发现方言版和剧情更加贴合，春节档电影《刺杀小说家》中，董子健饰演的主角也用重庆方言进行对白。这些现象说明方言正在重新焕发生命力，人们开始重视方言了，但仅有这些，恐怕远远不够。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其实就是在20世纪初，一轮“国语大辩论”的产物。或许通过了解时人的看法，我们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使用的汉语及其方言，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作者 | 吴尚蔚

✎编辑 | 程迟

对今日的多数人而言，学习汉字、拼音、普通话，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大体上奠定今日之格局的，正是“国语运动”。

我们可能会惊讶于这个运动中那些极为激进的主张，例如废除汉字。我们可能会觉得意外：一些我们在今日越来越多地思考的问题，例如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之间的张力，原来早在民国时期就被热烈地论辩过了。只不过，国语运动中那些参差多态的观点与论述，很少进入今人的视野。

《声入心通》挖掘了国语运动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地分析了语言观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展现了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民主平等的政治理想、重“文”轻“语”的历史传统在国语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我们思考、讨论当今国内的语言现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声入心通》，王东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普通话不普通

如果没有普通话，两个中国人能否自如地交流呢？

近代甚至有过中国人依靠外语沟通的事例。1905年刊载于《南洋日日官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不同通商口岸的人相遇时，由于方言不通，常常以英语交流。

另一则事例来自于民国元老颜惠庆的回忆：20世纪初于上海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上，一个福州籍牧师与一个上海教友交谈，需要两个美国人居间转译。

在还未确立国语或普通话的年代，作为“殖民工具”的外语，已渗透进中国。1900年代，维新派人士汪康年注意到，日本在福建、浙江开设了一些日文学堂，俄国也在东三省和直隶省推广俄语。在他看来，此举“已明露布置瓜分之意”。

1935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地图，法语区、英语区和公用租界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图/维基百科。

1920年代，一篇名为《国语的意义和他的势力》的文章提到，在中国，不同外语的分布范围与列强的势力范围重合：英语盛行于沪宁铁路一代，法语在云南颇有影响力，日语是在南满铁路沿线和山东，俄语则是在北满和新疆的一部分。

且不论当时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真的能用外语交流，以上事例的讲述者无疑都经历过一种不安：列强环伺，国人亟需团结一致，而若是没有一门共通的语言，人们如同一盘散沙，无法沟通协作，又谈何富国强民？

在时人眼里，方言林立并不是民智开启、人心团结的唯一障碍。另外两个阻碍，还包括难学的汉字和佶屈的文言。于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国语运动（广义）得以产生，在文字、文体、语言三个层面展开，从1890年代绵延到新中国建立。

王东杰教授所著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正是对这一段时期国语运动的梳理。

《历史·声音·学问》是王东杰教授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异变的另一本著作。

差点被废的汉字

清末以来，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们普遍认为，强国需先智民，普及教育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当时，与西方国家的情况相比，国人识字率太低。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

改造文字，便成了一项重任。有的方案较为温和，例如创造一套与汉字并行的拼音文字，辅助汉字的学习。最为激进的方案，则要求废除汉字。

废除汉字的理由大同小异，既有实用性的考量，又有学理上的支撑。

实用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难记、难写，浪费时间。二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便于检索和机械化，特别是印刷和打字。三是和西文拼音方式完全不同，不利于接受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

学理上也存在着一种推崇拼音文字的态度。清人介绍的斯宾塞学说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学说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二是文字由图画而来，经过象形，进入拼音阶段，从象形到拼音是进化的必由之路。

在那个人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年代，被放到进化论的滤镜下进行考察的，不仅是语言文字，更是它们所关联的社会。野蛮和文明，被认为是社会进化的两个端点，而与“文明”的西方相比，中国似乎是“野蛮”的。许多人认为，文字应当为此负责。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

鲁迅就说过：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或许此观点颇为偏激，但鲁迅的观点表明了在中华民族经历动荡之时，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反思，急于寻找出路。

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来自日本人对于“civilisation”的翻译。而“文明”的话语，通常被欧洲列强用来合理化他们的殖民行为。

尽管“文明”一词带有殖民色彩，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理想。主张废除汉字的改革者们，期待看到一个文明富强的中国。

在左翼人士看来，汉字被废的理由，还应当包括其阶级属性。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提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但一度被诸方嫌弃的汉字，终究没有被废除。

《汉语史稿》，王力著

中华书局，2004-3

汉语进步论

同汉字一样，汉语也曾经历过“至暗时刻”。根据西方学者早期提出的语言分类法，汉语因为“没有语法”或“语法简单”，被归入人类语言中的“落后”部分，被视为“东方黑暗”的绝佳案例。

看似“科学”的语言分类，实质上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王东杰教授论述道：

“殖民进程为语言分类法提供了物质、政治和文化上的可能及资料，分类法本身也是殖民进程的学术表现——这是在知识上对世界的驯化。在这里，世界各民族语言所处的地位，和此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体相当：殖民者的语言属于最先进的类型，被殖民者的语言则被归入落后之列。”

所幸的是，国语运动时期，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胡以鲁就批判过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等人，说：“立一己语族之规则为格，欲以范世界之言语，是之谓不知务；不求诸语言根本之差及其特色之所在，徒见其文明，逆推而外铄，混思想语言为一事，是之谓不知本。”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他认为“语言左右思想”。图/维基百科

有趣的是，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语言“进化”程度的判断标准在发生改变。一些人认为，一门语言也可能从复杂进化为简单，这种由繁趋简的态势在英语的发展历程中就有所体现。

一旦采用“简单”作为进化标准，汉语便具有了优势。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据此力争，以至于到1930年代末期的时候，陈梦家底气十足地说：“中国语法的简单，没有‘时’‘数’‘性’‘人称’等变化，正是中国语进步的优点。这已渐渐为人所公认了。”

中国学者的汉语先进论，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而是对一个不平等世界的抗议。王东杰教授认为，这种关怀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若一定要用词概念，那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汉学家平田昌司在《文化制度和汉语史》从文化制度的角度审视汉语史，并从汉语的演变史思考何为“中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语言的政治考量

除了对外谋求民族独立自强，对内实现民主平等也是国语运动的政治考量。

然而，对于如何保证“民权”，人们莫衷一是，在哪种语言有资格成为国语这个问题上，就存在着意见分歧。就国语语言标准而言，影响最大的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要求把北京话定为国语，另一派要求会通“异言”，另成一套标准。

支持北京话的人认为，以首都方言为国语，是各国通例。有人力证北京话是各地语言交融的结果，通行地域最广，通晓人数最多，因而符合民权主义者所在意的“多数”原则。

但在当时，北京话会让人联想到清廷、君主、专制，令许多民权人士反感。京话反对者认为，一种语言要代表全国，须尽量隔断其与特定地域的关联；北京话仍然是一种方言，强迫大家都说，就是不公。

于是，会通派呼声日高。会通派大致主张参考古代韵书，兼顾南北，专门制定一套标准音。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便以参会者投票决定的方式，确定了一套语音标准，即今天所谓的“老国音”。不过，在这套“老国音”当中，京音其实也已占相当的比重。

《广韵》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韵书。

国音标准的确立被不少人视为一个塑造理想中国的手段。不仅要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还要在保留汉语传统和适应现代需求之间求得平衡。作为国语运动主将之一的吴稚晖，甚至希望通过国音改造国民心理。他说：“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但人为筛选、制定出来的“老国音”，后来被批评为“死语言”。而北京话因其是一门“活语言”，又受到了支持。终于，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以北京话为国音的标准。这便是所谓的“新国音”。

1930年代，左翼文化兴盛起来，为批判式地看待“国语”加入了新的视角。例如，代表人物瞿秋白认为，“国语”是多民族国家中统治民族“同化异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确实，自“国语统一”的口号提出以来，许多讨论者都自动将汉语视为“国语”，少数民族语言基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才来应对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定位的问题。

相较于“国语”，瞿秋白所青睐的是“普通话”，即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人们在自然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通语。瞿秋白甚至进一步将“国语”视为官僚的语言，与无产阶级等群众对立。

反国语的主张在1934年兴起的大众语运动得到继承。这个运动号召用大众自己的语言来写作，而国语既被定性为“官僚”的，自然也就成为其对立面。

左翼语文革命的另一个战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也明确反对资产阶级所谓的“国语统一运动”，反对“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他们主张以各大方言区为单位，制定不同的方言拉丁化方案，让大众先有自己的书面语言。他们并不反对共通语，但坚决反对“强迫”“侵略”。

1932年出版的使用拉丁化新文字印刷的“大众报”

保护方言的主张

面临汉语方言林立的现实，国语运动需要处理好“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运动的不少领袖人物都明确宣称，国语和方言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统一国语的同时，也应容许甚至鼓励方言的存在和发展，国语统一不能以方音湮灭为代价。

在民主、个性、反专制的价值引导下，20世纪上半期的国语运动一直存在对语言“过度统一”的警觉，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打了折”的“统一”。

这种追求体现在知识分子对于所谓“标准口音”的态度上。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能够交流，哪怕口音五花八门，也已达到了语言统一的目的。在刘半农看来，只要他见了广东人不需要说英语，国语普及的目标就达到了。钱玄同认为，好国语绝不是“音正腔圆”，若“硬要叫他统一”，就只能“把活人的嘴都变成百代公司的留声机器片子”。

实际上，方言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可以说地位较高。除了反专制的价值观之外，王东杰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某些社会和文化取向与此也有关联。

第一，我国有重“文”轻“语”的传统，这从文字、文体、语言三个层面的改革受到的阻力不同即可看出。

第二，由于“轻语”的传统，语言的阶级性受到的关注较少，就算存在“鄙视链”，官话也不一定高于方言，比如许多缙绅社会人士对官话的评价就很低。

第三，在传统的社会伦理观里，抛弃原籍言语可能被视为“卖祖宗”、忘本。相应地，游子归来能否“乡音如故”，甚至成为判别品行高下的标准。

当然，知识分子对方言的支持，除了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恐怕包含了情感的因素。提倡方言文学的俞平伯就说：

“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热稔熟；惟有它，于我无纤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诸君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