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纪录片-先导片

1933年日寇占领山海关，北平危在旦夕。13000多箱故宫文物，踏上了南迁的路途，开始了辗转迁徙的历程。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是国宝级存在。在这些文物南迁的15年中，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的组成部分，《故宫文物南迁》大型纪录片于2020年启动。2020年12月末，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5分钟先导预告片视频，并透露故宫又将推出新纪录片，这次讲文物南迁！该纪录片从故宫博物院刚成立不久的1925年讲起，“再现了一群故宫人于千钧一发之际奋力守护国宝南迁的经历。抗日战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故宫人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在先导片中，首先就出现画面强调该片“献给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五周年。”在先导片的最后一幕，赫然出现了一行字幕：总导演、总编剧：祝勇。

祝勇在郑州松社，2019年

作为一名作家，祝勇早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参与北京电视台纪录片主创。自此他进入了文学写作和纪录片创作两种艺术形式的互动阶段。之后他种重点参与创作了《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天山脚下》等等多部优秀纪录片的创作。尤其是祝勇担任总导演的《天山脚下》，收视率和口碑都相当不俗。祝勇很享受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转换，并不会感到混乱。相反，这给他带来新鲜感，带来创作的激情。“不然我可能会陷入一种习惯性的创作中，创作或许早就走进死胡同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使我的创作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永远在汲取新的营养。”在祝勇看来，他是以文学的方式拍摄影视作品。“实际上文学可以说是艺术的母体，许多艺术门类，都需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比如戏剧、电影、音乐，甚至美术，才能飞高飞远。我希望在纪录片中注入文学性，不仅因为我多年从事写作所形成的对文学的偏好，更是出于纪录片自身的需要。”

祝勇创作出不少纪录片好作品，也得过多项纪录片大奖。以至于一度他的朋友担心，祝勇就此走上转型导演的康庄大道，会偏离了写作。但是祝勇并没有放弃写作。他对文学的初心依然不改。“拍摄纪录片和写作都是我的所爱，但我更重视写作。一个作家，可以依凭最简单的工具——文字的世界来表现世界，甚至是塑造世界，在我眼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神奇的事了。”

祝勇在故宫，潘石屹摄，2019年

2011年祝勇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供职于故宫学研究所，担任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故宫里的空间，故宫里的时间，一直滋养着祝勇的写作。他充分运用“近水楼台”，从书画、建筑、器物等多个面向入手，写出大量关于故宫的文章。截至目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祝勇已经出版了包括《故宫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隐秘角落》等九本书，并且即将出第十本。2020年11月29日，祝勇还因《故宫六百年》获第五届琦君散文奖。由于展现出一名深入社会肌理和时代脉搏的行走型作家的不俗实力，2021年1月6日，祝勇入选“名人堂·2020年度十大作家”，实至名归。

祝勇《故宫六百年》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要写出曾在紫禁城里生活的人的“普通和不普通”

在散文之外，祝勇以故宫为题材也写过小说。2011年，祝勇小说《血朝廷》，厚厚的一大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相对于祝勇其他写故宫的作品，关注这本书的人不算多。但祝勇自己写得挺尽兴的，“越往后面，越感觉挺酣畅痛快。”跟非虚构不同，小说里的情节发展虽有赖于史料而不拘泥于史料，他因此让自己的写作“得到了一次解放，也是一次释放。”

对此，祝勇还不尽兴。他准备再写小说。以故宫为题材写小说，祝勇很明确自己的路线，“我既不会写成帝王小说，也不会写成宫斗小说。对紫禁城，及其曾经在紫禁城中生活的人，我有我自己的认识。我要写宫殿里复杂而又普通的人性。紫禁城里生活的是一群特殊的人，但他们也是人，有最普通的人性，所以我要写出他们的普通，以及他们的不普通。”实际上他已经暗地里开写了，但他自认“摸索中，还远不到拿出来的时候。”

祝勇《故宫的古物之美》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故宫找到了“精神的故乡”

曾经有很长时间，祝勇一直找不到，哪里才是故乡的感觉。而当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他发现自己找到了。这个“精神上的故乡”给祝勇提供了丰沛的写作灵感和资源。他一直都很感恩，“我很幸运，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把故宫当作我一生的写作资源。对故宫的书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回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回看我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走过的路。”

一个作家要对同一个存在物，多年如一日地保持专注，保持新鲜感，甚至还要保持着一份痴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在故宫足够大，也足够丰富。对祝勇而言，故宫就像一个迷宫，复杂而深邃，“我看到的似乎永远只是它的某一个局部，而无法看到它的整体。这也是故宫最吸引我的地方。故宫的存在本身就带有悬念，当我们解开了一个悬念，就发现有一个更大的悬念跟在后面。总之在故宫，我觉得我了解得越多，就发现自己了解得越少，它使我处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中。在故宫，我想看到更多的事物。”也正是如此，在写了这么多有关故宫的书，祝勇却从没感觉到丧失了新鲜感和好奇心的秘诀。

祝勇也坚信，作为人类星球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故宫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样本，足以支撑他的写作道路一直走下去。“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打量它，以不同的方式言说它，而永远不知疲倦。所以说，故宫滋养着我的写作，让它日益枝繁叶茂。我相信我的写作也一直在成长。”

对话祝勇

“作家们书写的当下是不是有价值，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上去考量”

封面新闻：从“微故宫”和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上发布的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先导预告片，发布第一个晚上就达到了82万人浏览量。我看见有网友留言说：“看先导片已经止不住眼泪了”，“老早就期待有一部文物南迁纪录片了”。您是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总编剧，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祝勇：故宫前辈们带着这些文物，踏上了南迁的路途，穿越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的艰辛，有人为此而家破人亡，有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更有人付出了生命。假如说抗日将士们把他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我们的故宫前辈们，则以书生意志，延续我们民族的文化命脉。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2900多箱南迁文物（含颐和园、古物陈列所等其他单位的文物）分三批运去中国台湾，但那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南迁文物留在了中国大陆，1950—1958年，绝大部分文物重返北京，回到了故宫博物院。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文物损失惨重，唯故宫文物损失甚微。故宫文物南迁的成功，有赖于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是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一幕，更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部纪录片将是一部史诗大片，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预计在2022年摄制完成并上线播出。

封面新闻：不少人一提到祝勇，就会首先想到你写故宫的那些文章。故宫为你的写作提供了肥沃的素材和灵感土壤以及写作方向，但会不会也遮蔽了你其他领域内的努力？

祝勇：故宫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其实我想表达的许多内容，都可以收纳在故宫这个主题之下，所以我目前没有打算偏离以故宫为主题的写作。其实大家可以从一个更宽范的角度来理解我的故宫写作——我写故宫，写的其实不只是故宫。故宫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它是世界的缩影。所以，我2020年出版的一本创作回想录，书名就叫：《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封面新闻：写故宫的书，出了快10本了。在文本创新方面，您是怎么下功夫做到的？

祝勇：每一种形式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而自然地生成的。我年轻时写作，比较强调形式的特异性，其实那是写作没有成熟的表现。最好的形式，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合适、妥帖。当然，我也不愿意墨守陈规，那样太偷懒，还是要尽可能在创作中表现出某种创新性。这种所谓的创新是被故宫巨大的神秘性所推动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并非为新而新。

封面新闻：在当下中国文学写作圈，写非虚构或者大散文的作家中，确实出现了写历史的强劲风潮。而且是写历史的细部，写历史中的普通人。事实上这种写法，在海外汉学家那里非常常见。比如写《王氏之死》的史景迁，写《叫魂》的孔飞力。对此您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祝勇：我觉得我们的历史书写缺乏像《王氏之死》那样四两破千斤的东西，缺乏《叫魂》那种特异的角度。我们习惯了宏大的视角、宏观全景式的写作，去正面强攻，高举高打。像我写《故宫六百年》就是这样，一书写尽六百年的风雨沧桑。我们的读者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准备，去接受《王氏之死》《叫魂》这样的作品。像这样的作品，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要求的。无论写作还是阅读这样的作品，都需要有强大的知识储备。它们写的是冰山一角，但是只有看见那冰山下面的部分，才能明白那一角是怎么回事。

封面新闻：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作为以故宫为根据地进行写作的作家，您有哪些创作上的新收获？又有哪些还没来得及做的遗憾？

祝勇：2020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还是挺充实的，比如《故宫六百年》出版，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投入实地调研、前期策划，甚至拍摄了一些镜头，并在年底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微故宫”和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了先导预告片。我写了多年的书稿《故宫的书法风流》也完稿并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今年还举办了一些演讲，比如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时，我在文华殿面对公众进行“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讲座，等等，感觉今年做了不少事。假如说有什么遗憾，就是有一些著名的音频平台请我做音频节目，一直没有时间去做。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载体是不断变化的，像甲骨、青铜、石鼓等，都曾经是文字的载体，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墨守陈规，而是应该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去大胆进行新的尝试，只要我们不丢弃严肃的写作就好。

封面新闻：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最近一两年，世界受到病毒蔓延的困扰，很多人都提不起劲。时代的过快节奏，喧嚣气氛，物质等各方面的诱惑和压力，也让很多年轻人陷入抑郁的状态,近些年各种轻生事件时有发生。在你看来，一个年轻人该怎么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可以分享一下您自己的经验。

祝勇：我送给年轻的朋友四个字吧：暗自生长。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什么样的困扰都可能遇到。尤其是年轻人，不可能一开始就得到承认，有可能被忽视、被轻视、甚至被鄙视，但是不应该因此而放弃努力，而是应当努力去吸收好的东西，让自己变得强大，终有一天，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让人们无法忽略自己的存在，会以自己的方式惠及世界。无论环境怎么变化，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都不能丧失成长力，要学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暗自生长。

祝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祝勇故宫系列》出版合同签字后留影，2017年，赵萍摄

封面新闻：我读过你写故宫，写苏东坡，写李白，方向都是偏于历史地理。如果用“大散文”或者“非虚构”的方式，写当代题材，是不是相对对你的吸引力没那么大？或者说，当代生活的深度不够，不足以形成文学作品？

祝勇：这只是个人偏好，不是当代题材没有吸引力。其实当代题材很值得去写，因为当下之中国现实，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经验，值得去深入挖掘。写当代题材很有难度，因为它离我们太近，太容易视而不见，不容易以文学的眼光发现它们的价值，把它们捡选出来。其实写当代，也需要历史眼光，因为写当代，不只是给当代人看，也要给未来的读者看。对于未来的读者来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了历史。作家们书写的当下是不是有价值，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上去考量。鲁迅的许多小说，像《阿Ｑ正传》《狂人日记》，都是写他那个“当代”的，但时过境迁，它们的价值丝毫不减。

封面新闻：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由于受众接受度有一定的门槛，文学的影响力，很难“出圈”。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空闲时间，都是用短视频来获取资讯，娱乐自己。在您看来，一个作家或者知识分子，该不该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去帮助这个世界提高文学欣赏水平，还是说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作家无需为此操心？

祝勇：作家的责任首先是写好作品，当然力所能及，去扩大作品影响力，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这对作家来说似乎有些苛求，又要写出好作品，又要引领人们阅读。但20世纪80年代那个“文学爆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家们必须面对现实。我想大众是需要引领的，当代文学不是没有产生好的作品，也不是好的作品不会引起读者们的阅读兴趣，而是许多好的作品被湮没了。前不久我读了钟求是先生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充分展现了作家的叙事才华，和对现实的洞察力，令人回味不已。它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比看短视频、影视剧更加强大。我相信许多读者，如果阅读这部书，一定会像我一样拿得起放不下，只是读者对这样的作品知之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让读者“知道”，进而热爱，是非常重要的。

封面新闻：写作与阅读密不可分。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您读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书？可否分享一些？

祝勇：我先推荐《钱锺书选唐诗》吧。这本书的底本是1983年到1991年间钱锺书先生遴选、杨绛先生抄录的一部唐诗选手稿，其后近四十年，这部手稿从未对外公布。此次首次出版，人文社编辑部对手稿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对照《全唐诗》校勘了诗歌正文，增加了诗人小传和难解语词注释，撰写了出版后记。这部唐诗选本收录诗人308位、诗作1997首，体现了钱锺书先生选唐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比较全面呈现唐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状貌的大型选本。此外，杨绛先生在抄录手稿时留下了日期、诗歌评论、书法评论、生活杂记等文字，也体现了钱杨夫妇的品评互动。通过《钱锺书选唐诗》，读者朋友不仅能研习欣赏钱先生选出的可以概括唐诗全貌的2000首诗歌，也能看见两位学人隽永美好的诗书生活。这是一部迷人的充满家庭生活温暖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图。

第二本是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夫妇合作的《文明的故事》。其实它不是“故事”，而是一种严谨的人类文明史。这部作品首先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它的规模——它的全书共11部、精装15卷，总计1000多万字，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前后用了半个世纪才完成。以如此规模书写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哲学、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我们首先要向作者的勇气和耐力致敬。西方学者称《文明的故事》是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我认为他们用文字为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建起了一座丰碑。这部辉煌的巨著，对我继续写好故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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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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