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带金销售模式已土崩瓦解

作者：雷公

来源：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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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扶贫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最高层领导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医疗腐败问题。自从2019年中纪委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以来，医疗腐败问题就成为每次中纪委全会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

2019年1月13日，中纪委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解决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020年1月13日，中纪委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到“要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行为”。

而今年的中纪委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最新的提法变成了：“持续纠治”教育医疗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从“解决”、“坚决查处”到“持续纠治”，可以看出这三年来针对医疗腐败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决心越来越强，绝不是一阵风的短期行动，而是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随着新的政策方向确立，业内普遍认为，2021年医药反腐风暴将来得更猛烈。

多名院长涉案落马

纪委监委打击力度加大

1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文章，再次揭露药企通过医药代表向医生输送回扣，滋生医疗腐败的恶劣行为。

文章指出，尽管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药品带金销售的灰色空间已被大幅压缩，但医药领域腐败问题依然频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岑珏表示：这一行业普遍现象的根源在于，部分药企在经营观念方面存在偏差。

自2013年葛兰素史克行贿案曝光以来，国家监管机构均出台各项政策严打医药商业腐败，但药品带金销售模式仍屡禁不止。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数据统计，2016年至2019年，全国百强药企有超过半数存在回扣行为，其中单起案件回扣金额超过2000万元。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利润空间大、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医疗机构的“大处方”、“辅助用药滥用”等行为已成为社会各界诟病的问题。

为此，在国家层面开展了医保国谈、药品集采等多项政策，意在挤掉药品价格中间的多余水分。同时，监管部门也在积极推进医药代表备案制，希望从制度上达到医药分开的目的。这些政策促使药品价格大幅降价，管理和规范了医药代表的工作行为。

1月14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昆明泰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楠、云南东科奇技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梓维、云南卓之然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潇、云南云之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建华，因涉及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副院长马林昆严重违纪违法案，已被留置。

马林昆在2020年12月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尽管目前这起腐败案件的细节尚未向外界公布，但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被药企围猎已成医疗腐败的典型特征。

2020年10月3日，广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唐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随后，广西卫生系统内开展反腐大检查，多名医院院长接连落马。

健识局获悉，广西纪检监察机关“十三五”期间立案查处各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约2500件，近50%违纪违法人员是掌握药品、医疗设备等采购资源的负责人。

此前，广西卫健委直属机关纪委书记张超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躲避严打的方式日趋隐蔽，有些是直接收受药企的红包礼金，也有收受特定关系人赠送的车辆、房产或通过合伙做生意等方式受贿。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医疗机构中的“关键人物”既是行政领导又是权威专家，极易形成小圈子，往往会牵扯多人、多部门的系列腐败。

据健识局了解，广西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周钦案，就牵出了2名市直属医院院长和7名乡镇卫生院院长收受“好处费”的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今年1月1日起实行“最严反腐新规”，严禁所有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违规行为，红包达到2000元即可能被暂停执业。

可以看到的是，目前改革政策都指向斩断带金销售链条，提高医生阳光下收入，进而让医生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药代备案是改革重点

传统带金销售模式已土崩瓦解

从最近披露的医疗反腐案件来看，“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已经成为常态。

2020年12月底，费森尤斯卡比公司原浙江大区经理钱伟文行贿案的起诉书在中国检察网上披露出来。这位行贿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医药销售代表以“一己之力”，将浙江省内多家大医院的院领导、科室主任拉下马。（见健识局之前文章：行贿超1000万元，外企“麻倒”浙江医药圈）

钱伟文涉案之时，浙江杭州市萧山区监委对其采取了监察调查的措施。上文提到的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马林昆案中，多家涉嫌行贿的医药企业法定代表人也被当地监委留置。监委直接介入调查，这成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医疗行贿案件的重要手段。

从近几年“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卷宗来看，医药代表、医药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被起诉的案例越来越多。医疗腐败案件中，行贿者所需承担的法律成本越来越高。

医药代表已经被重点监管。2020年9月，国家药监局官网正式公布《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12月1日起正式执行。随后，网络中就流传出一波药代被医院保安驱逐出医院的消息。

当时就有业内人士指出，今后医药代表的工作方式要彻底发生变化，传统带金销售已完全走不通。

结合当下医药产业转型，“药代备案制”不仅药代将回归学术推广本质，行业饱受诟病多年的带金销售营销模式，也将彻底土崩瓦解。

就在“药代备案制”10天之后，一份处罚决定在网络热传，阿斯利康的医药代表由于违规拜访，湘雅医院决定暂停阿斯利康公司的瑞舒伐他汀、替格瑞洛片和达格列净片三款产品使用。对此，湘雅医院宣传部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这一事件属于常规工作。

这表明，随着药代备案制的逐步落地，医院将处罚医药代表违规拜访视作“常规工作”，这使得传统药代将彻底脱离一线销售人员的角色。药代的工作更加规范化、标准化，遏制了行业恶性竞争，也降低了药企在销售环节的成本，竞争回归到对药品临床价值、安全有效性、经济性等方面硬碰硬的比拼。

对于药代而言，如果不能适应新的硬核学术推广需求，就只能被淘汰。

300万医药代表中，到底还有多少人会坚持留守在这个行业中？有多少人会被淘汰出局？随着中纪委等监管部门的各项措施逐渐加强，答案很快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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