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 浩 李珍玉 江 越

编者按：国内外学界和舆论场对于新冠病毒来源的争论正在不断发酵。中方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不是新冠病毒的初始来源之后，各国媒体上关于病毒来源的说法多了起来，互联网上还不断爆出“生化武器”“中方研究机构合成病毒外泄”“国外传入”等耸动的传言。到底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中外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何？《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中外学者对病毒

来源的N种观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病毒起源地到底是哪里依然笼罩着层层迷雾。而中国学者的一篇最新研究报告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系外部输入，从而将病毒源头发散到了更为渺茫的调查空间。

2月20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其官网表示，他们联合多家单位收集了全世界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通过全基因组数据解析，追溯传染源及扩散路径，并得出结论认为，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在市场中发生快速传播蔓延到市场之外。另外，根据病患发病时间记录和种群扩张时间推断，也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发源地的推论。

而在疫情前期，中国疾控中心的多篇报告将病毒源头指向华南海鲜市场，认为根据从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新冠病毒，显示该病毒来源于该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但几乎与此同时，国际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结论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可能存在多个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并非唯一。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表示，“现在看来，海鲜市场不是该病毒的唯一来源，说实话，我们仍然不知道该病毒从何而来。”这篇报告指出，最早的病例在2019年12月1日患病，但并未有报告称这一病例与海鲜市场有联系，并且在第一批41个确诊案例当中，有13个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并无接触史。

乔治城大学传染病专家丹尼尔·卢西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称，如果数据真实准确，那么首次人类感染的发生肯定在2019年11月。这意味着病毒起源于其他地方，随后传播到华南海鲜市场。

但在最近的一次官方表态中，病毒最具嫌疑的起源地仍然指向华南海鲜市场。2月15日，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吴远彬在卫健委组织的发布会上，重申了中国疾控中心此前的结论。

截至目前，新冠病毒真正的起源地在哪里，仍然迷雾重重。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研究所杨占秋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冠病毒可能同一时期有多个发源地，有可能来源于不同动物、不同人或不同地域。因此，病毒传播的中间宿主也可能有多个，需要寻找不同类型的来源，这将给寻找病毒源头和疫情防控带来更多挑战。”

学界之外的舆论大战

在学界之外，有关“病毒到底从哪来”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

首先卷入舆论旋涡的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传言称新冠病毒是从该研究所外泄，并有印度学者发表（未经同行评议）文章认为新冠病毒或为人工合成。

2月2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发表声明，“用我的生命担保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没有关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党委书记肖庚富回应称，武汉病毒所在2019年12月30日才收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送来的不明原因肺炎样品，并于2020年1月2日确定2019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而新冠肺炎在去年12月初已经开始传播。

杨占秋认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至少50公里，如果是实验室病毒外泄，病例应该最早在实验室周围被发现，而不是在距离那么远的华南海鲜市场。

阴谋论的制造者不仅来自于暗处，国际上也有一些势力公然“造谣”，早在1月底，美国《华盛顿时报》就刊文声称新冠病毒“或来自武汉实验室外泄的生化武器”，它也是最早传播这一阴谋论的媒体之一。而2月上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员汤姆·科顿发表一系列言论，指控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是武汉实验室外泄的生化武器。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回应称，这一指控真是疯狂至极。

2月18日，《柳叶刀》发表了8个国家的27名知名公共卫生科学家签署的声明，强烈谴责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声明认为，研究结果压倒性地证明了该冠状病毒和其他很多新发病原一样来源于野生动物。

但随后，舆论大战的风向突然转向，美国又成为舆论中新的新冠病毒的“制造者”。据法新社2月22日报道，美国官员宣称，与俄罗斯相关的数千个社交媒体账号在传播不利于美国的新冠病毒相关的假消息。这些消息包括：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是为“同中国打经济战”，新冠病毒是中央情报局研制的生物武器。随后，俄罗斯断然否认关于在社交媒体上散播新冠病毒虚假信息的指控。英国广播公司23日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上周六对美国的指控做出回应，称它们是虚假的，美方说法是蓄意的信息宣传。

日本电视台一则新闻则暗示，“美国1.4万名因流感致死的人中部分可能死于新冠肺炎”，这种说法随即遭遇了美国疾控中心的否认，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该日本电视台的相关猜测。

对于“美国发动生化战争”的说法，杨占秋给予了驳斥，他认为，人类道德范围内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发起这种战争。他认为当事情原委不明时，往往会出现类似谣传，但并不可信。

后续溯源工作应该怎么办

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传染病暴发后，寻找源头一般需要通过分子生物学领域专家对病毒的序列分析和动物实验得出，疫源地则要分析初始感染群体的共性，再逐一排查。但这是个相当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有的传染病甚至根本无法确定疫源地。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其官网表示，为细分来源，研究人员将58种单倍型分成五组，包括3个古老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1、H3和H13）和2个新的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56和mv2）。以此鉴别出广东的病毒可能有3个来源，重庆和台湾的病毒有两个来源。有较多样本的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美国，患者感染源至少有两个，尤其是美国包括了五个来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H56这个超级传播者单倍型，同时是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台湾患者的传染源。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作为中国唯一的P4等级研究所，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目前正在着力进行一系列的科研攻关，基中就包括病毒的溯源，努力为一线防控治疗提供重要资源储备和科技支撑。

杨占秋认为，找到病毒起源是可能的，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进展仍比较缓慢，或者精力仍然在对于疫情的控制上。“关键在于找到最初发病的病人，第一批发病的41个病例中，有13例没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一定要对这些病例进行仔细研究，理清传染链条，找到病毒的传播途径。而还原市场到底有哪些动物则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病人能够说清楚，他们到底接触了什么。”

“寻找病毒源头和中间宿主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弄清楚了传播途径，才能彻底切断病毒源头，更好地进行隔离防控。现在武汉每天仍有大量确诊病例，到底是怎么传染的？”杨占秋认为，弄清源头是杜绝疾病传染的重要课题，随着疫情形势的缓解，科研力量逐渐向此倾斜，将有利于推进溯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