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用制度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

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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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2 19:21:24

2019年春节,我曾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天地回旋风云动”,下联是“江河奔涌四海清”,横批是“心旷方能神怡”。一年来的事实,对这副对联作了准确的注解。

在即将进入2020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充分肯定了2019年取得的成就,同时明确指出:“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

对风险挑战,经过洪水、非典、地震、金融危机等事件之后,我们的警惕性已经越来越高,总体上也有一定的预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现在,我们的脚步已经跨入2020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依然有繁重的任务,有显著的优势,有良好的条件,对取得新的成就依然充满信心。但在总结成就、增强自信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可能遇到的风险,善于运用各种方式化“危”为“机”。其中,特别是要加强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提高用制度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

特别是进入新年之时,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迅速扩散至湖北全省,而且波及全国。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场大战役、大考验。

中国制度在风险考验中砥砺前行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制度立足于中国国情,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取了世界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制度不是在庭院中培育的盆景,而是在风雨考验中成长的青松。它在长期的探索中确立,又在不断经受风险考验中巩固发展。

从1949年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所有这些基本制度,都先后经历了国际国内各种风险的考验。

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遇到过各种自然灾害,如1954年的长江大洪水,1956年的浙江象山大台风,1958年的黄河大洪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等,都使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然这些灾害都不同程度造成了损害,但最终都依靠我们党的领导,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克服了困难,化解了危机。在每次风险中,我们又都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应急救灾的很多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文化大革命”是党和国家遇到的一次极大的风险。但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以空前的决心和勇气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深切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以极大的注意力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不仅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从来不惧任何风险,而且一直在栉风沐雨中砥砺前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遇到过西方国家的制裁,遇到过苏东剧变的冲击,遇到过国内的政治风波,遇到过经济发展的困难,遇到过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暴,遇到过洪水、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遇到过恐怖主义活动,遇到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等等。

对所有这些风险,我们始终“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略不动摇,以稳固的自身定力、强大的组织力量、科学的应对战略、恰当的方式方法,化解了一个个风险,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已经制定了100多个应急救灾的预案。一旦灾害发生,都要求按预案的规定有序应对,作出不同级别的响应,采取预先规定的一系列措施。所以,我们国家应急救灾的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也为我们应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只要严格并科学地按照制度办事,我们就能在相当程度上掌握抗击疫情的主动权。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风险见多了,对风险也就有了坦然和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们党一再要求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经受“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

完善制度是应对风险的基础和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防范和应对风险,需要一整套系统严密的措施和办法。这其中,完善的制度始终起着基础和保障的作用。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是否科学、完善,对能否有效和高效地防范和应对风险,起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

要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就必须进一步在完善制度上下大力气。

完善制度能够及时地预见风险、发出预警。任何制度,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基于最理想的状态设计的。制度的有效性,都是要预见到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一切可能、一切风险,事先制定好防范的措施,堵塞一切可能的漏洞。因此,一旦风险发生,就能够及时发现,及早预警。

完善制度能够事先规定好应对风险的程序和方式。一旦风险发生,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员,都能够知道应该干什么、怎样干,及时采取行动,各司其职,避免临时的慌乱,避免措手不及的情况发生。整个应对和抵御风险的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按制度、按程序进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减少损失。

完善制度能够及时组织相关力量投入应对风险的斗争。各地各部门都能够服从大局、维护大局,组成应对风险的统一整体。能够按照自身职责,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党和国家能够总揽全局,调动各方面乃至全国的资源和人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危难,化“危”为“机”。

完善制度能够保证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序运行。任何国家、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风险。如果做好了常态化的防范和应对准备,在制度上规定了应该采取的措施和步骤,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减少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防止出现超出风险本身的动荡和损失。

完善制度能够保持和增强人民的信心。遇到风险,有信心,就能临危不乱;没有信心,就会惊慌失措。当人民群众都知道有一套完善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和准备时,就会相信党和政府能够处理好风险的挑战,相信社会生活能够仍然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就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同心协力,夺取应对各种风险的胜利。

世界上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面对的风险有的可以预料,有的难以预料,要在制度上全部都预先作出防范和应对的制度规定,是有难度的。但经过长期应对风险的锻炼,我们大体上能够知道风险的类别和原因,所以仍然能够从制度上作出基本的规定。

制度有大有小,有粗有细,不可能把所发生的任何风险都包揽无遗,更不可能把应该采取的措施都包揽无遗。所有风险和危机发生时,都要尽全力发挥紧急处置的主观能动性。但制定制度时,必须尽可能考虑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一个制度完善不完善,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韧性上。只要认真研究各种风险发生的特点,掌握了它们的基本规律,我们的制度就能愈加完善。制度对于防范和应对风险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每遇到一次风险和挑战,我们就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我们的制度在应对风险中的作用,仔细寻找有没有暴露出来的漏洞,仔细反思哪些情况和困难事先没有预计到,仔细评估哪些具体制度的作用不够理想,从而吸取经验教训,抓紧完善原有的制度,创造新的更能够应对突发情况的制度,使我们的制度推向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完善的制度,不仅表现在平时正常、有序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而且更表现在一旦遇到风险挑战,它仍然能够在既定制度的框架内,按照制度已经设计和规定的程序,对异常和复杂的情况进行处理,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此过程中,并不需要越出制度的范围,采取某些特殊的非正常的手段和方式。

因此,如果一个制度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样的制度比较成熟了。反之,如果一个制度在平常情况下还马马虎虎,但一遇到突发情况、重大危机,马上就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不能正常运行,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制度就不能说是完善的。在一定意义上看,风险挑战是检验制度完善性最重要的试金石。

提高用制度优势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了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在实践中展示了强大的制度威力,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基础和保障。其中每一个优势,都有很多共同的长处和优势,同时,又有各自特殊的着力点和优越性。

比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能够从整体和全局的高度,把握方向、科学决策,集中所有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能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动员起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来应对和解决危机,更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朝着人民希望的方向来解决危机、化解风险。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能够为各种可能遇到的风险、发生的情况设定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解决问题、化解危机的程序和依据,为避免风险的扩大设置有效的防火墙,切实保障所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恰当地配置资源,合理地做好准备,对所有可能的风险都有适当的准备,对发生的所有危机都可以尽快应对。一旦遇到风险,就能够迅速有效集中各种资源,组织各种队伍,采取各种手段,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力争把风险压缩在最小范围内,把问题解决在没有扩大时。

所有这些优势,不仅在以往多次应对风险挑战中表现出来,而且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也充分表现了出来,成为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因素。

当然,我们的优势并不是已经完美无缺了,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优势就不会再有困难了。今天,我们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已经遇到和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看到我们还存在的不足和漏洞。

2019年开局伊始,党中央就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了深刻分析,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的预见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保持这样的警惕性和防范风险的准备。

2020年一开始,世界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事件、危险,警告我们千万不可麻痹疏忽。当今世界,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是层出不穷的。即使在国内,出现各种所谓的突发事件特别是灾害性事件,其实都是常态。如果吓了一跳,那就说明缺乏准备,反而是不正常的。所以,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是我们必须具有的新常态。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各种资源、各种方式和各种手段,基础性的应该是,突出制度的优势和威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制度是基础,治理是抓手。制度是保障,治理见成效。制度是相对固化的,治理是相对活化的;制度侧重于规范本身,治理侧重于进行管理。制度的优势要转化为治理的效能,治理的效能要建立在科学的制度之上。制度是否优越和成熟,是否巩固和完善,是否成型和先进,归根到底,要由治理的成效来说话。所以,防范和应对风险挑战,必须制度、治理一起抓。

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增强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稳固性、坚韧性,打牢防范和应对风险的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能够随时随地发挥出来,确保各种社会矛盾、内外冲击能够及时化解和消弭,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凝心聚力,共同维护社会发展进步与稳定和谐的状态。对于直接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直接应对和化解风险的各项制度,也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或尽快建立起来。要检视和完善不同类型的应急预案,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提高其科学、合理、敏捷、高效的水平。

要在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社会治理。充分发挥政权机构、政党、团体、公众等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依据宪法、法律、法规、党章等规范,按照人民意愿,运用政权力量和其他多种方式,对国家、社会的全部运行和秩序及社会生活进行管理、整合、引导、控制、调整和规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积极防控各种风险,特别是要防止各种社会矛盾的连环爆发,始终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的状态。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强化制度意识,坚决维护制度权威,自觉尊崇制度体系,严格执行制度规范。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不断提高预见、防范、应对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

制度是基础,在制度的基础上还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要全面执行制度,统筹遵守和运用制度,不能符合自己心意的制度就执行,不利于自己权威、政绩和利益的制度就不执行。考虑到现有的制度还不是很细密、很完善,所以在应对风险,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和愿望出发,从最有效地抗击疫情的需要出发,果断决策,科学决策,迅速采取一切科学、有效的措施,避免一切可能的延误,堵塞一切可能的漏洞,减少一切不应有的损失。还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和检验,迅速调整、完善、补充现有的制度,制定新的应急的制度和程序,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制度体系。(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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