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仍需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

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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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2 13:49:08

中华爱国主义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忧道”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忧国忧民的伦理精神。在中华爱国主义之忧患意识绵延更生的价值谱系中,湖湘文化表现出了率先垂范的角色契合和价值认同,并为弘扬这种传统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成就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基因。

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的孕育和奠基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湖湘大地,素以“屈贾之乡”“潇湘洙泗”闻名于世。

之所以被称为“屈贾之乡”,是因为这方土地是屈原、贾谊忧国忧民之情思萌生孕育并生生不息的地方,是他们心系天下万民、求索祖国前途之方的地方,同时也是屈原、贾谊之精神得以安顿、人格臻于完善的地方。湖湘士子乃至普通百姓耳濡目染、心灵感知最多、最经常的莫过于屈原和贾谊忧国忧民的情思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屈原流放到沅江、湘江流域,始终关注着国家命运与民生疾苦,上下求索于湘楚大地。《离骚》“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所蕴含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为处于萌芽阶段的湖湘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精神方向,也初步确立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贾谊被贬谪出任长沙王太傅,路过汨罗时写下了《吊屈原赋》,表达了其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贾谊百余年后遥接屈原的精神血脉,使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得以赓续传承。司马迁作《屈原贾谊列传》,确立了自屈原到贾谊的忧国忧民精神传统之基调。正是因为屈原、贾谊忧国忧民之情思在湖湘大地的广为流传以及人们对其的接纳、认同与感化,长沙乃至整个湖南都被称为“屈贾之乡”。在历代文人学者和士大夫眼中,湖南这方土地与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操有着本乎自然、适乎天然和应理当然的内在联系。

所谓“潇湘洙泗”,指湖湘大地在宋以后成为传承孔孟儒家学脉、光大儒家伦理精义的精神圣地。洙泗原是山东境内的两条河流,洙水在曲阜之北,泗水在曲阜之南,洙泗之间,是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世因以洙泗代称孔孟儒家文化。与“屈贾之乡”的忧国忧民情思相契合,湖湘大地宋以后成为儒家伦理精神的创化、推扩之地,“心忧天下”的精神通过哲学研修、伦理砥砺获得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北宋时期,湖湘学人周敦颐,为解决复兴儒学、重建价值理想的时代课题,“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确立了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被称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南宋时期,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主讲岳麓书院教席的著名理学家张栻在进行艰苦理论探索、建构思想学术体系之时,其致思的重点总是指向天下万民。他要求学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为学者应当“明道以济斯民”,把理论探索与经世济民的具体事务结合起来。在这种精神的影响、熏染下,南宋末年,当蒙元南下进攻潭州(今长沙),城中死伤枕藉之际,岳麓书院诸生毅然荷戈登城,抗击元兵,最后几乎全部殉难。其爱国情操与以天下自任的精神足以光耀千古。

“屈贾之乡”“潇湘洙泗”,积淀、内化并彰显着湖湘大地“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北宋名臣范仲淹虽然未曾到过湖南,却在为好友滕子京之邀作《岳阳楼记》中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予以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宣示,揭橥出“心忧天下”的政治伦理深蕴。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历史变局中,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王夫之以“旌三闾之志”继承、发扬屈原的精神自期,抗清失败后“伏栖林泉”,在“赤县何时慰九泉”之心志的驱动下“残灯绝笔尚峥嵘”,进行“究元决疑”“探赜索隐”的理论著述和思考,孜孜探求天下兴亡治乱之道,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其“心忧天下”的情愫长留于天地之间。

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在近现代的发扬光大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再加上封建主义的腐朽和反动,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割地赔款,任人宰割,“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危机关头,湖湘大地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仁人志士。他们立足时代潮流,以救亡图存、抵御外侮、振兴国家、复兴民族为己任,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左宗棠早年慨然有天下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正是在“心忧天下”精神的激励之下,左宗棠关切社稷安危,努力寻求强国救民、摆脱外患的途径。他抗击法军侵略,收复经略新疆,屡建奇勋,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在新疆寇深祸急之时,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以64岁高龄毅然抬棺西征,收复失地达160万平方公里,挫败了英俄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维新志士谭嗣同立志报国,以“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投入维新事业,为强国保种而不惜牺牲生命。维新变法事业遭到失败之后,谭嗣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希望以鲜血与生命唤醒国人,求得国家的昌盛:“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壮举,向世人展现出湖湘士子担当天下的博大胸怀与豪迈气概。在整个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众多湖湘士子将湖湘文化中的心忧天下的精神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种对于天下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的共同特征。梁启超由此慨叹说:“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湘籍革命家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传统提升到新的境界。他们在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势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最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的深刻影响。毛泽东早年对屈原非常推崇,求学湖南第一师范时曾以小楷全文抄写了《离骚》与《九歌》。直到晚年,毛泽东都特别推崇屈原、贾谊的忧国忧民之情怀,推崇王夫之的气节与情操。可以说,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和使命感与自屈贾以来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是对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的继承、发扬与光大。

新时代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的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国情、世情面前,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有助于弘扬新时代中华爱国主义传统,铸造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彰显中华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中华爱国主义之深沉厚重的突出表现在于有其特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借助于“心忧天下”而获得了一种高迈、高明和广大的精神品格,从而使得忧患意识同对国家前途的关注、民族命运的思虑和千家万户的生聚繁衍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挺立和新造着民族的精神慧命和德性人格。

有助于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好地构筑凝心聚力、培本固元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而爱国主义既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又在当下同时代精神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既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内在构成要素,又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内在要求和深刻呼唤。

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统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

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湖南在新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率先在中部地区实现崛起提供心理动能和精神支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转入迎接“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我们理当弘扬“心忧天下”的精神,在更好地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的同时,更好地通过做好自己的事情来实现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其实既是“心忧天下”的立根之义,也是使“心忧天下”能够行稳致远的价值始基。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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