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政刑：中国传统法的和谐共治

特约撰稿沈玮玮姚继玲

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乃是一个开放体系，虽带有历史印记，但吸纳了现实气息。兼容并蓄、与时俱进正是中国传统法之特点。中国传统法在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不断演变，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或被淘汰，或被改造；一些顺应时势的内容则被保留，甚至还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新使命，使中国传统法就此踏上了新征程，其中最具特色的在于“礼乐政刑”所维持的和谐共治。

礼乐政刑和谐共治的模式

中国传统一直倡导和践行综合为治的执政观念，《礼记·乐记》早已明确了礼乐政刑的治理关系：“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乃当下“综合治理”的传统版本。礼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乐以缓和等级矛盾；政以划一民众言行；刑以惩罚确保良善。具体而言，礼教人以敬，如家族中敬老，社会中敬长，政治中敬上。乐教人以亲，虽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然亲如一家。如此，礼乐可约束人心，政刑可制约言行，共同达致和谐的目的。

中国传统采用礼乐政刑和谐共治的模式，其独到之处在于更强调弘扬人类的善性，而且是依靠自律来实现。因此，中国传统法律与道德虽然难以区分，但“引礼入法”的实践让法律具有了更高的目标。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这样赞赏道：“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性。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作为传统制度的旌表，目的在于“扬善”。官府会定时对德行卓著者进行表彰，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列女传》《忠义传》等就记载了大量因品行出众而受到表彰的普通民众。不独惩罚，而且不吝表彰，乃中国传统政法的一大特色。

具体到礼刑之间，“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出礼入刑。汉代则将礼刑关系明确为“德主刑辅”，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此表明刑律之目的并非完全惩治犯罪，而是重在预防，使人向善，以致“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因此，对帝王而言，当教化为先。

即便用刑，也是慎之又慎，否则被视为“暴君”而非“明主”。滥刑既有损阳德，又有碍阴德。于是，三代之际便形成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用刑原则。汉代以后，为了践行儒家仁义之道，对一些“情有可悯”的犯罪往往法外开恩，予以赦宥。对待死刑则更为慎重，历代不仅设计了繁复的死刑复奏、会审程序，而且执行人性化的行刑方式，包括“秋冬行刑”，以及孕妇需在产后百日行刑等。这些做法源于西周“明德慎罚”的政教理念，“德性”基础在“天”，“上天有好生之德”，在汉代“天人思想”的系统阐释之下成为支配中国传统刑罚的基本原则：则天行罚。

礼乐政刑和谐共治的目的

礼乐政刑协同共治是为了达到和谐之目的，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和谐上，历代均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体现了帝王的亲民之道，是明君德政之必要，凡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行为皆是律法严惩的对象。

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视，这是“天人合一”的典型例证。《礼记·月令》许多篇目都记载了民众顺应季节变化应从事或禁止的劳动。尧帝时期就制定出了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以保障“不违农时”的生产节奏，故而称之谓“农历”。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整理得出的秦代《田律》，便有保护利用自然资源的条款，反映了早期统治者敬畏与顺应自然，善待与保护生命的朴素生态观。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征程中，中国传统法可以提供以礼乐政刑为核心的本土资源。正如梁任公所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然“研究我国之法理学非徒我国学者所当有事，抑亦全世界学者所当有事也。”只有坚持理论与文化自信，不再简单依赖外来的制度移植（输入），积极探索内生的制度经验，继而向世界输出治理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分别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201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