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保“6”这一主题，中国经济学界近日展开了大讨论，此次新京报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等多位经济学家就多个话题展开了探讨。如何看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

徐高：改革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不可以改革的名义来淡化对经济增长的追求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把改革和稳增长对立起来。在过去，改革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代表着美好的未来。但现在一提到改革，就好像我们不会再有高增长了，把改革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词汇。这正在损害改革的声誉。改革当然要改。改革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增长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高质量。我们国家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远远没有实现，此时以改革的名义来淡化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否定改革。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看，稳增长和促改革并不是0和1的关系，并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从会议公告可以看出，还是坚持“稳”字当头，但强调的是如何实现“稳”，是通过强刺激来“稳”，还是通过改革和调整的方式来“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要把宏观调控贯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通过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来激发主体的活力。也就是说，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肯定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只不过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方法——把改革放到一边，先通过财政、货币等手段进行刺激。如果继续走“老路”的话，结构性问题会越堆积越多。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我认为，总体上我们政府的干预还是太多了，发挥市场作用的成分有点少。因此，我们要避免在稳增长中走回头路。

• 王勇：正确的短期宏观政策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改革是正向激励的

为保6增长，正确的短期宏观政策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改革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正向激励的。

比如，我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在各自行业的所有企业数目中所占比重，上游产业最高、下游产业最低，这在逻辑上进一步印证了我与我的合作者在2012年提出中国的“垂直结构”问题，即上游核心产业国企垄断，下游产业民营主导并开放的结构性问题。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打破那些与国防战略安全并无实质关联的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加充分地竞争，这样才能优化上游产业的效率，进而通过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有利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再比如，随着我国“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这三大类的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自主研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与日俱增，而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普及等方面仍旧非常落后，需要大力进行制度性改革与大量追加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长、折旧率最低、最能增加幸福感的扩张性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与文化艺术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包括在医疗、体育、养老等产业上的健康投资。